于建嵘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于建嵘先生与时寒冰先生，是鄙人最为敬重的两个国内学者。这些年，于先生写了太多关注民生，为弱势群体鼓与呼的力作。于先生每撰一文，我必再三细读。并屡向网友推荐。并一再感叹：当今体制内精英知识分子中，能出现于建嵘先生这样的良心学者，实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同胞之幸！
而于建嵘先生近日刊载在博客中国的《中国的白领与农民工同命运——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问》一文，就是一篇值得认真一读的好文章。在此文中，于先生对导致当今中国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和冲突十分尖锐的根源，作了十分准确到位的剖析。尤其是下面几番论述，更堪称精辟经典之论，具有振聋发聩之效：
“社会阶层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处在金字塔顶层的是垄断权力和资本的权贵精英，他们通过权力和资本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使得中下层社会成员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权力和资本垄断阶层的附属物。”
“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排斥性体制，已经且日益固化、僵化，很多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低收入者被‘锁定’在底层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被‘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问题，就是底层被‘锁定’的现实例证。”
“更具危险地是，中国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底层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在动态下沉，造成人心不稳。这里的下沉，并不是表示绝对贫困人口增加。而是指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层的人数是在不断增加的。
“什么是中产阶层？拥有两套房子就是中产阶层吗？白领就是中产阶层吗？不是。中产阶层起码要不为基本生活所累。但现实情况呢？比如现在的大学生，原来他毕业后起码能进所谓的体制内单位，但是现在大量的大学生一毕业就直接进入社会底层。白领今天看起来似乎很风光，但明天一失业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形成中产阶层。”
……
于建嵘先生此文太多非常精辟的观点和见解。囿于篇幅，不再例举。
不过，再三拜读此文后，我却在于先生该篇文章的评论栏中写下这样的评论：
“于教授，这篇文章开头像‘凤头’（原写龙头），中间也像‘猪肚’，但结尾却变成‘蛇尾’了。现实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体制外的改革力量’来推动，是唯一切实可行之路。否则，再过一千年中国社会也断难变成‘橄榄型’状态。‘高举宪法’？在中宣部变得越来越重要，网路变得起来越窄的情况下，谈何‘高举宪法’？当然，作为一位官方高级智囊，您能够做到这一点，着实已经难能可贵了。
李悔之敬上”
诚然，如果不囿于某种敏感因素，以于建嵘教授的水平，他绝对能将该文以响亮有力的“豹尾”收篇。而不会最终尴尬地以“蛇尾”而收局。这，实在是令人遗憾之事。
为何鄙人认定于建嵘先生此文“结尾却变成‘蛇尾’了”？理由是：于教授为改革所开出的药方也太偏离实际了。且看于建嵘先生与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一番对话：
“有人提出培养体制外的改革力量来推动，您认为可行吗？”
于建嵘：不可行，也做不到。培养体制外的对抗力量，可能会撕裂社会。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逐渐放开社会。如果上层政治改不了，那么改县一级如何？比如推行县人大代表职业化。只要能撬动这一点，自然而然会让很多人感到有前途。
要成功实现这场改革，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高举宪法，从宪法中寻找改革的动力和合法性。这种改革最平稳，最保险，也最具合法性。
于建嵘先生的上述回答，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作出的。因为他深知：在“绝不”叫得震天响的政治大环境下，是绝不允许“体制外对抗力量”出现和存在的。同时，他亦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上层政治改不了”。面对这些怎么办？于建嵘先生想出了撬动一点便一点的渐进办法——从县政改革楔入，以此撬动中国社会一步步向前推进。
于先生“撬动一点就一点”的苦心真正令人感动。不过要指出的是：在党政不分、党权高于一切的国情下，于先生近年来屡屡提出的“县政改革”思路和方案，同样是十分理想化、不切实际的。——难道不是吗于先生？现实中国，县委书记是什么？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外，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他们是“威虎山”上的“座山雕”！ 原河南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曾说过一段名言：
“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
“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这就是当今中国县委书记权力的真实写照！
然而，更严峻的问题是：当前，县委书记“土皇帝”权力，不但看不到有所遏制的迹象，而且，还有进一步确大的迹象——去年，国内多家大网站还相继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央力推省直管县，县委书委将由省委直接任命》的文章。该文主要向人们透露了“提高县委书记地位，为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一步奠定基石”的消息。既然要再“提高县委书的地位”，“县人大代表职业化”更是可怜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职业化”？再“职业化”还不是由党委提名？而党委提名，还不是“先民主，后集中”——最终还不是由掌握“集中权”的县委书记画圈？否则，难道还想“踢开党委闹革命”不成？难道还想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成？——想搞资产阶级议会那一套？先问问再三庄严声明“绝不”的吴委员长同不同意再说吧！
在中国，真理总是掌握在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手中。而县一级，真理就掌握在县委书记手中！在县委书记的话就是“圣旨”的县一级地域，还有什么县委书记们做不出的呢？“想削弱党的领导？连门都没有！”——简简单单一句话，便可以将所有人大代表的嘴堵得严严实实！
所以，在“县委就是县委书记”的政治现实下，县人大代表“职业化”的思路实在太理想化，太脱离现实了——前些天，湖南省双牌县政协委员、县委办副主任胡佐军大会发言因涉及当地招商项目，便惹得县委书记郑柏顺同志极不高兴，并立即作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胡佐军有政治野心，目无组织纪律，个人英雄主义膨胀；二、停止县委办副主任职务，交出办公室钥匙；三、要胡佐军下农村带队搞两个月，回后另行安排，调一般科局任副职；四、向县委写出深刻检讨。
县委书记“不高兴”的后果有多严重，大家看到了吧？
当然，于建嵘先生对此并非没有“对策”，他祭出了“高举宪法”的“法宝”。唉，咱们的于先生也实在太可爱了——没错，当今中国要推动体制改革，确实“唯一的出路就是高举宪法，从宪法中寻找改革的动力和合法性。”而这种改革也确实“最平稳，最保险，也最具合法性。”但问题是：要“高举宪法”，首先要看我党“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而不是人民看“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在这种“国情”下，叫人怎样去“高举宪法”？
于先生的“高举宪法”论，不禁让我想起了李敖。在这方面，于建嵘先生和李敖先生真正心有灵犀。真正“英雄所见略同”——前几年李敖先生访问大陆时，在北大和清华发表演讲时，就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再示人，实有深意在焉。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举“宪法”的地方，却不是当年“多与少”的台湾，而是“有与无”的“特色中国”！
所以，这里，鄙人不禁想真诚请教于先生：在任何政治“杂草”都不允许长出地面的国度里；在“普世价值”和人权、自由、民主等皆成为网络“敏感词汇”的条件下；在连上访超过五人则被视为“非法上访”的 “国情”中，于建嵘先生，真不知您有何“高招”让人们去“高举宪法”？——总不能永远在网络上“高举”吧？何况，在网络上“高举”，也要看网络的“党工” 同志们和网管先生们“高兴不高兴”！
不过，尽管如此，作为体制内高级智囊，于建嵘先生的一番苦心还是令人感动的。因为面对“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中国，这个问题甭说是于先生，纵然是处于金字塔最顶尖的良心之士，也有些无可奈何。
唉，这真是一个令人揪心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