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lockflote

 

我想我必须要写，因为愤怒，难以抑制的愤怒。

我是一名疫情相关新闻和记录的收集者。众所周知，几天之前，三名志愿者在北京失联，许多人猜测是因为他们曾参与一个为被审查的文章存档的项目，“端点星”。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和恐惧。如果线下的维权等运动尚可说是“敏感”，那么只是在线上做些保存资料的工作，有何不能见容之处？我立刻想到了自己参与的项目——也包括存档，虽然自认远不及端点星“敏感”——是否也需要做些预防措施？迅速和伙伴商量后，我们决定关闭项目。因为端点星和我们的项目所具有的相似性（即使相似性不高），我不得不感到恐惧。

短暂的恐慌之后，似乎倒也没什么更多的麻烦，日子照样过。然而，一两天后我意识到，关闭项目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愧疚和自责开始困扰我。我想说些什么，写些什么，但因惧怕而不能。反覆纠结后，还是决定要写。

端点星的去中心化性质

先从我对端点星的认识说起。虽然从未和ta们有联系，且是疫情中收集舆情的需要才得知这个已经存在了几年的网站，但当得知有人出事，我实在感到这件事离自己非常近。因为都从事存档工作，会觉得端点星背后的志愿者似乎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般。前不久曾听说另一个与舆情记录相关的项目遭到打压，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似乎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倒下了（我不喜欢这一比喻，但恕我找不到更好的），甚至如鲁迅所说的“忍看朋辈成新鬼”（当然，我没有鲁迅那样的资格说这种话）。

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作为端点星的使用者的感受。端点星专门保存被删除的文章，因此当我们的项目需要找某篇当时已被删除的文章时，端点星往往是参考的首选。不仅如此，很多人可能知道端点星存档、收集被删文章，却不知这一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网友协作的成果，而非某几个人的人力所为。端点星有一个小软件，任何网友都可以发送网址给这个小软件，而它的功能就是存档并记下其地址。而端点星的另一个脚本会自动从所有网友发送的文章中筛选出被删除的，放到主页。也就是说，端点星是一个平台，而存档工作的完成有赖于网友基于此平台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decentralised)、众包(crowdsourcing)运作的典范。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无数网友参与到为互联网保存记录这一工作中来。其实网上还有别的类似项目，这种模式受到打压的影响是相对小的，倒下了一个端点星，可以有下一个；而且最多抓住项目运营者，无法抓住数不尽的匿名网友。

这也是为什么我为三位志愿者的遭遇感到非常痛心。作为端点星的运营者，ta们创建的不只是一个网站，更是一个平台，能让大家都有同等的机会参与到记录保存中来的平台。Ta们值得被记住。

对自我审查的反思

前几天，当意识到关闭项目是一种自我审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其中的讽刺性：我参与过的项目，虽然不是像端点星那样专门针对被审查的文章，但至少也有一种保存记录、抵抗审查的功能。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有反审查性质的网站在自我审查。正因这一点，也因它所含有的怯懦，让我感到非常羞愧。如果端点星的志愿者真的是“战友”，当ta们倒下，我们非但没有为ta们做什么，反而在尚无任何直接危险的情况下选择了退缩。这样的羞耻感不断逼迫我想要写些什么，又因不敢写而感到压抑和愤怒。

但不敢写的原因是什么？不敢写，也是自我审查。无非两方面的担忧：第一，因为多少会写到我参与的项目，这会不会使项目成员处于更危险的境地？第二，对于端点星的三位志愿者，是不是外界说得越多，越会使他们受到更大的压力？

其实关闭项目和上面两种惧怕，都显示了一个事实：我无法理性、有效地计算公开写作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因为无法计算，所以不得不作最坏打算，于是便封上了自己的嘴。这就是所谓的“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而无法计算风险，是因为近年来所被允许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边界越发收紧，乃至模糊不可辨。事例很多，没必要列举。

关闭项目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意义。如前所述，我参与的项目其实并不如端点星那样“敏感”，但正是在寒蝉效应下，我们开始丧失这种信心。自认敏感，才会关闭。而关闭又迫使我反思自我审查，最终决定不能这样，必须透过书写来反抗它。如此，关闭和书写都构成我对于自身“敏感性”的确认，书写更确认了我的“反抗”性质。讽刺的是，这种身份的成立，都是我在得知端点星的遭遇后才发生的。也就是说，审查的寒蝉效应，以及反抗这一效应的欲望，逼迫我重新解释了自己所参与的存档工作，重新建构了自己的身份。不敏感的成为敏感的，不反抗的成为反抗的。这其实类似社会学的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中“次级偏差行为”(secondary deviance)的产生。

我希望指出的是，从我的这种切身体会来看，对表达自由以及其他种种个人权利的过度压制，正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如果站在掌权者的角度，这并不理想。人们对于政府有一句常见的批评叫做“不去解决问题，而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其实，也许连这它都做不到；相反，只会制造出更多提出问题的人。

记录作为联结和反抗

最后，想说一说为何犹豫很久之后终于仍决定要写。最重要的启发来自郭晶的封城日记，也来自端点星。郭晶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说：

“写作是一种对话，和自己的对话，和他人的对话。这77天里，我既是亲历者又是观察者。我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周围的人和事。

这样的双重身份让我对日常生活更加警觉，也促使我对人们的关系多一些思考，比如观察社区群里住户们的互动，看到灾难中人们的被动和无奈，也看到人们又如何主动联结和互助。

我停止写日记，但不会停止发声，也依然期待和更多人建立联结，一起成为社会改变的一部分。”

对她而言，公共写作不仅是对生活的记录，还是和他人“建立联结”，从而改变社会的一种行动方式（对郭晶日记的阐释，可参Hongwei Bao的评论）。前文曾经提到，端点星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平台，这也可说是某种形式的“建立联结”——互联网上无形、松散，然而流动、韧性的联结。彼此无言，然而心照不宣地为社会保存记忆，抵抗审查，无疑亦是一种集体性的反抗。这种联结的存在，这也是我为何会将端点星视为“战友”。然而，有学者认为，对自由的压制，恰恰能够摧毁这种联结，把人逼成原子化的个体。

艾晓明也指出，日记或其他形式的个人书写，在特定的环境下具有抗争的意义。相关的论述已经太多，不需赘述。不论是郭晶这样的个体叙述、公共言说，还是端点星这样的存档、收集，都是一种保存记忆的努力，也是能够联结他人、并反抗强加于个人之上的暴力的社会行动。作为疫情相关文章的收集者，我阅读了无数的个体书写；现在，我也记录下近日的苦闷、愤怒和反省，公开呈现它们。我希望暴露出，当一个反审查性质的网站运营者受到抓捕，而类似的网站运营者因此而自我审查时，可能有怎样的感受。同时，端点星是一个保存记录的项目，则用记录的方式表达对这一项目和三位志愿者的支持，也未必不妥吧。

 

29.04.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