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