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老记 |想起喻

后来三人跑去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实施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行为艺术作品」（廖亦武语）：朝毛主席像泼墨。

此后三人都被关押十多年，备受折磨。2000年代各自出狱，再分别流亡到北美。2006年，蒙特利尔的剧作家Carole Frechette为三人的行为深受触动，彼时鲁德成是三个人中第一个达到加拿大获得政治庇护的，在采访了鲁德成之后，Carole创作了法语话剧《Je pense à Yu》（想起喻）。

根据网上搜来的资料，在这出一百分钟的话剧里，不在场的喻东岳自始至终主宰着全场。故事发生在寒冷二月的加拿大，外语教师马德琳（Madeleine）偶尔读到了喻东岳的故事，这个中国人的命运强烈地吸引了她，马德琳忘却了自己在生活，关在家里埋头在网络上搜寻喻东岳的资料，去想象因一颗并未伤人的鸡蛋就能彻底摧毁一个人一生的国家。她的苦苦思索被一个上门求学法语的中国新移民林小姐和一位陌生的新邻居打断，后来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加拿大共同遥看喻东岳的命运：求变、牺牲、希望和绝望。

有一千种理由，你走在街道的这一边；
有一千零一种理由，你越过马路，走到街道的另一边！

——喻东岳在天安门泼墨前所写的诗

几乎同一时间，加拿大著名华裔女作家Denise Chong（郑霭龄 ） ，也通过与鲁德成的接触，以他原型写过一本书《 EGG ON MAO》（毛泽东头像上的蛋），可能是关于「湖南三君子」最详尽的著作。在分享会上，郑说，吸引她的是鲁德成的ordinary： 「他不是学生，不是记者，不是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巴士司机」。 书的副标题是： The Story of an Ordinary Man Who Defaced an Icon and Unmasked a Dictatorship. （一位反抗偶像并撕开其独裁面纱的普通人的故事）

作为身上流淌着中国血统的加拿大作家，不同于大多数西方人，郑相对地理解鲁德成三人的行为，三人的行动可能看上去有些天真和莽撞，郑认为这种激烈的、直接行动的方式，是在中国「唯一能采取的姿态」， 「非常非常的中国」。

郑之前以描写其家族移民故事的《妾的儿女》出名，比较擅长在大的政治背景下去关注某一个单独的个体，其第二部作品是关于越战最著名的照片，裸奔逃命的女孩，她写了女孩后来的故事。1985年， 郑与作为电视记者的男友一起来到北京，在89年的那场运动中，她利用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偷偷运出了很多影像资料。对于湖南三君子所实施的「毛主席像泼墨」事件，她几乎是亲历了整个过程。但为了写鲁德成的故事，她在2008年前后只身来到了浏阳，偷偷进行了调查采访，在西方人看来，那是一段极为危险的旅程， 像间谍一般。与鲁德成在浏阳的亲友所进行的交谈内容，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偷窃」（skullduggery）。在书中他详细地描写了浏阳这一样一座静谧的闭塞城池，当地的环境、历史、风俗习惯如何影响到鲁德成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国营汽车公司的修理工。

顺带地，她也提及了胡耀邦，以及上溯到谭嗣同这样的本地历史人物，对当地的老百姓所带去的潜在影响。文至此处，我突然觉得，鲁德成、喻东岳、余志坚这三个浏阳人在天安门的「 行为艺术 」，其实跟百年前谭嗣同的殉难有着差不多的承绪脉络，也是近代中国人极为罕见的「 重义轻生」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先秦时代普遍存在，彼时的刺客士人往往都行侠仗义，名誉重于死生，不苟活，这类品质在后世尤其是宋元之后的日渐稀少了。郑所描述的，正是这一种罕见的但仍可追溯的中国人的品质，她以「高贵」（noblity）来形容。

三君子中年龄稍大一点的余志坚，在2017年3月因病去世，死时连棺木也买不起。他最为海外民运界所称道的一句口号是「 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至今可以休矣！」那是他在泼墨毛像之前就挂出来的标语，其激烈与彻底的程度，截然不同于当时学生运动的「公车上书」模式，或多或少也有着湖南人做事往往比较激烈和彻底的性格特色。

而至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 」，我除了幼时电视机上的惨烈印象，更活生生的记忆，是乡野逸事色彩的场景：村里有一个爱喝酒的老舅公，农闲时常常背着鸟铳上山打野味（彼时还有野兔、野猪、野鸡等）。有一次他又喝醉了，背着鸟铳在我家旁边的山林里大声骂骂嚷嚷，仔细听，居然是在骂邓小平，骂他修正主义，害死了我们的胡耀邦。他复读机一般地重复骂着，父亲与叔叔们都笑笑，醉汉耍疯而已，母亲让我别去凑热闹，让他耍酒疯去。我就好奇，邓小平怎么就害死了胡耀邦，村里人也有搭着闲腔说，不只是害死了胡耀邦，还害死了毛主席，反正就是跟我们湖南人做对。另外就有人说，听说前一阵浏阳城里有三个人跑去北京，对天安门的毛主席像泼了墨呢，云云……总之，从那时起，我对89年的事情，以及整个建国后的权力斗争有了一个模糊的、乡野的荒诞化的印象。

30年后的今天，很少有人再想起这件事了吧，即使是我们浏阳人。

只是我也长成了一个我所不愿意的人，那些早已褪色的早年间对整个家国命运的设想，与同乡的三君子有何差异？越来越犬儒的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丧失的到底是什么？

或许，我可以尝试这样去看，郑霭玲所关注的「普通人」，一个公交车修理工，在今天看来，养活自己，养活一家老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努力营造所谓「美好生活」，就够了，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了。为什么他还要超出这样的日常生活，去做一件非常的事情？今天的我，同样籍籍无名的，无房无车的nobody，真的会愿意去做一个几无意义的「泼墨」——这样一个行为艺术吗？

那就是所谓理想主义吗？

以及那个Tank Man，不是也被视为二十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瞬间吗？政治抵抗，与艺术行为，是不是千万年来人类每日的日常鄙琐之外的非日常？我们的人生意义到底来自于日常，还是来自于非日常？

所以，每到这个月份，想起喻，想起的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