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蹲点

按：今年是八九民运三十一周年，港府托防疫之词，首次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办烛光晚会。网民纷纷发起遍地开花式悼念六四，让这个在过去几年被评为“行礼如仪”、“他国的事”的日子，顿时变得切身相关，抗争意味亦更为强烈。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来自政权的打压，由反送中到国安法，越来越多人感受到政权的压逼无远弗届，就算倾和理非、勇武之力，依然是强弱悬殊；即使早有“揽炒”预备，一旦政权反扑，气氛依然恐怖。

可能来自同一政权的强烈打压，让更多人感受到当年八九民运的惨况。我们看到，不少人转发关于六四的资讯，又呼吁大家冒着法律风险，到维园悼念。但我们必须指出，悼念六四不能仅仅是反对国安法的这个独特历史时刻的“又一次动员”。因为，回看历史，我们知道八九时的政治经济转变——全面的市场化——和今天中港两地面对的问题一脉相承、八九民主运动也是不少人的政治启蒙、两地民众亦曾因为八九而经团结在一起。这些历史遗产，在今天并不是负累，反而是联合对抗暴政的基础。

 

文／是但啦

 

今天是六四三十一周年。然而香港这个坚持了三十年、每年纪念六四的传统，很可能被中断。港府为了禁绝一切让市民动员和聚集的机会，以原本用以应对疫情的“限聚令”为名，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是三十年以来首次。围绕八九六四有很多问题，例如他不单纯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还有背后的政经结构。但我在本文中只想谈谈今年应该如何看待六四。

因为去年至今的反送中运动，所有的传统示威游行都成为动员抗争的机会，诸如六四、七一、十一。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一年前的六四晚会，是在政府不理市民反对，硬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背景下进行，“反送中”是2019年六四晚会的口号和人民参与目的之一。民怨和泛民的动员合流，令30周年的晚会参与人数达18万人（支联会数据），是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新高；支联会亦筹得275万港元，是1993年以来最多。如果今年政府没有禁止集会，相信参与人数会再创高峰。

历史在笑。今年香港人面对北京和政府的强烈打压，尤其是刚刚由人大通过的港版国安法，为香港政治带来极低气压。但这股低气压似乎亦扫除了人们过去几年对“悼念六四”的批评——“行礼如仪”、“他国的事”、“阻碍建立香港人民族身份”等等。今天再看这些批评，并不是说支联会“改善”了什么，或者在民族身份这个问题上，思潮有什么转向——哪怕这两个问题并不能推导我们应该不理会六四——而是政权的打压逼使我们用尽可以动员的机会，团结可以团结的人。但我想，这种团结不能建立在浮沙之上，今天我们重看这几年来对六四的批评，是否更容易用一个尊重和理解的心态去看待这件——其实与过去香港的政治发展不可分割，又其实影响香港政治走向的事？

港人当年在现场

要讲团结，必须得回到历史现场，看当日八九港人对运动的参与。讲起参与，很多人都知道支联会发起的“全球华人大游行”，这是开埠以来，继省港大罢工后最具规模的游行，有150万人参与，是很多当其时的年轻人、今天的80后的政治觉醒。

1989年5月28日，響應北京學生號召的「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香港150萬人上街（圖片來源：facebook 六四紀念館：https://www.facebook.com/64museum/photos/a.645620018847157/649514198457739/?type=3）

除支联会的大游行之外，香港民间亦有很多其他自发组织的行动。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人心惶惶。宣布戒严当晚，香港新华社门外就有4万名学生和市民顶着8号风球游行。但新华社远在跑马地，凌晨有何交通工具让人前往？前中大学生会会长蔡子强在《人民不会忘记》这样说：

那时尾班火车早已开出，我们唯有打电话上电台，呼吁司机大哥驾的士到中大门口，载我们过海到跑马地新华社。结果，不消十数分钟，中大门外真的出现了长长之的士车龙，蔚为奇观。载我及另外几位同学的一位司机大哥，当到达新华社门外后，坚决不肯收我们车钱，他说：“我都是中国人。”

当时香港人不单止在香港发声，更是把筹得的资金和物资直接送上北京，帮助广场上的学生和民众捱过酷热和物资短缺的五月。社会学者赵鼎新在《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里提到：

到五月二十七日，总指挥部之剩下五千元了……局面似乎到了仅是质感问题就足以逼使学生撤离广场的地步。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自香港的资金就显得很关键了……不但是这些帐篷，而且这一时期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包括民主女神像的建造、广场民主大学的设立，甚至还有四位知识分子的绝食，多少都是因为香港资金的支持而成事。

这种带点牺牲精神的跨境团结，不单体现在学生身上，当其时的左派亦有道德勇气表达不满。例如在6月7日，裕华国货在明报、东方等五大报章刊登“停业一天”的启示。运动被打压后，中共秋后算帐，要把香港支援的痕迹抹去，例如贴在主要建筑物（例如新华社和伊馆）墙上的大字报。但当时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其回忆录指，一间中资清洁公司坚拒这笔生意：

由于贴大字报所用的胶水洗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属下的清洁公司帮助清洗，当然也是要给钱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分社大楼壁上的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重提这些历史不是要强加这些记忆于任何人身上，而是证明八九六四本来是香港人的一部分。即使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依然可以感受这段历史的沉重，依然可以和曾经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对话、连结。

本土，还是爱国：雨伞后的低潮

六四之后的香港更是年年没有忘记广场的的人们，举办纪念活动，其中群众参与度最高的当属支联会每年在维园举办的六四集会。但群众对支联会晚会的批评也存在已久，有人不喜欢他们成日悲天悯人，不喜欢他们对中国当下境况脱节等。2013年后，本土思潮勇气本土或也加入了争取六四解释权的阵地，为“击倒”反对支联会的爱国立场，具体表现为和支联会“同台竞技”，和支联会在同一时间举办的“尖沙咀六四集会”。这个集会由本土派力量每年举办，及后见变成五区集会，主题为“本土、民主、反共”，并在2016年加入“建国”。

反对支联会纲领中的中国人身份的当然不止本土派团体，还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会。2014年雨伞运动后，“大台”被指要负上最大责任，当中包括学联和当届的大专院校学生会。于是在2015年初，多间院校学生相继发起“退联公投”，同年的支联会六四晚会，学联首次缺席。翌年4月，学联更退出了支联会和民阵。

这几年有关支联会六四晚会的发展，欢迎各位上网搜寻了解，但必须要说，不少对支联会的厌恶和批评未必公平。例如2015年的晚会就加入了雨伞运动被捕者家人的心声，支联会亦有逐渐变得年轻化，近几年亦新增了提及内地维权人士的环节，这些转变不能被忽视。其次，众多“无用论”、支联会和泛民“永续论”，今天看来应该被唾弃吧？反送中运动白热化后，出现了“不是end game”的说法，呼吁群众长期抗争；我们又坚持在每月的21号到元朗西铁站静坐抗议。同样地，是否也能理解很多人年复年悼念六四的心情？

我不是说支联会不能被批评，我也觉得不去支联会的晚会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悼念。但以上的原因从来未可说服我放弃“悼念六四”、“讨论六四”。眼见中国内地仍然有人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尤其是雨伞运动时有内地人因而入狱，可见依然有人在极其高风险的情况下坚持中国的民主化。如果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就绝对应该支持所有地方的民主化；更何况中港政治关系本来就千丝万缕，悼念六四和讲述六四也是香港人的自我对话。

國安法下的六四：香港人永不缺席？

最后我想分享一点本人的六四经验，我是90后，进大学后才接触政治和六四，同期也是在本土思潮最为蓬勃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年都会遇到内地来参与悼念的人，他们通常都很乐意接过其他人派发的传单、刊物，有时甚至会多拿几份。每次见到他们一个人，或者用普通话和身旁的人说话，我都会想，到底他们要怎样把这些传单和刊物拿回内地？到底要冒多大风险？或者他们在过关前要把这些物品清空，然后如何回到不能公开言说和分享六四的环境，但又坚持一年复一年地来香港——这个中国境内唯一可以公开悼念的地方？

眼下港版国安法已经通过，支联会是铁定会被“整治”的组织，假若明年疫情已经完全退散，还会不会有六四集会？我们还能否公开、无风险地用我们的方法悼念六四？如果今天，内地异见者和港人都无法在这片曾经和六四紧密联系的土地自由地纪念那场运动，这是否能让我们在卅一年后重新连结起来，去冲破同一堵墙？一想到这些，我又觉得当下和八九无比地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