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北京高校对话团的成员﹐现在美国纽约任职律师的童屹，向我们讲述她所见证的这段历史，以及她被当局劳动教养的恐怖经历。
童屹说﹕“本人是亲身经历了六四。六三、六四都在北京，亲眼目睹屠杀的现场。”
“我是在复兴门，当第一辆坦克车开进北京，经过复兴门那一段的时候，我是目睹了有两三个小时。而且亲眼看到我前面一米远的地方，有两个人被击伤，或者击毙。他们中弹倒在地上。被路过的摩托车送往医院。这个屠杀的现场，我是作为目击者，亲眼看到。”
回顾当年的经历，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童屹眼睛泛起泪光，记者不再问下去了。在童屹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家中，她与一般新移民没有两样，看上去也不觉得已是纽约的诉讼律师，她没有排场，只是一再问记者，一大早老远赶来，要不要先喝一杯水。彷彿在纽约街中遇上，也不知道她当年曾任北京高校对话团的成员，在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担任对话团负责人的秘书，当年她还是政法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中国年青一代的尖子。
“我本人在六四之后，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我是9７年才到美国，在此之前，一直在北京的民运圈子里，从事一些工作，并由此在劳动教养营呆了两年半的时间。现在我来了美国之后，上了法学院，考取了律师资格，现在是美国纽约一个律师事务所里从事诉讼的工作。”
六四之后，由过往的天之骄子，变为劳教所里需要“改造”的一群，童屹走过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但这种改造并不成功，特别是对于她这些知识份子。童屹说﹕“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在７０年以前犯下的恶行死纠住不放，但对自己１６年前犯下的罪行，却没有一点悔改的态度，在有识之士眼里是不可以接受的。”
童屹说，在她被监禁的武汉河湾劳教所，由于她是女性，她的待遇已比男性要好，但被收容之初，一天是被逼工作１８个小时。“我们一般的劳教人员，一天被逼工作１８个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没天睡觉非常非常的少。” 童屹说，长时间监禁，还要从事对身体有毒的工作。“比如说包装电池，那都是有毒的性质，有很多人的手指、嘴唇、脸都肿了。”
童屹说﹕“我一开始也是被强逼工作１８个小时，后来我愤起反抗，我坚决不同意，我说监狱法只规定八个小时，监狱的犯人按理说应该是比劳教人员犯更大的错误，但是他们在中国法律的规定下，每天只工作８个小时，现在被迫工作１８个小时一天，这是绝对、绝对不合理的。”
童屹说，反抗之后，她遭受到毒打。而劳教所中，行刑的是受到“收买”的其他收容人员。她说﹕“两个晚上被其他的劳教人员毒打，警察是纵容，不管的，路过亲眼看到被打也不管。”
后来，在所谓“反华”机构的关注下，她的待遇才得以改善。她说﹕“后来这个事情，我通过一些方法，告诉了我的家人，家人又告诉了国际上的人权组织，有由这样的关注，我个人的待遇在劳教营里有的明显的改善，但并不意味其他的劳教人员。”
由于身为政法大学的学生，也是律师，对法律相当熟识，童屹对本台讲，在中国的劳教营里亲身经历到，中国的“劳教”与全世界的犯罪法、犯罪学完全不一样。她说，劳教所变成了赚钱的机器，给钱“买位”就可以有好的待遇。给了钱的可比变成“二管教”，给了钱多，待遇越优厚。
她说﹕“有些劳教人员可以去买一些位置，他们作为二管教，家里花１０００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位置监视其他劳教人员，是不是在那努力工作。这些人员的位置，就比较舒服，他没有生产定额，他们可以只工作八个小时，还有可能提前出狱这种待遇。”
童屹说，她在武汉河湾劳教所的亲身经历是，家里很有钱的话，可以用一万元换一年的服刑。服刑的时限可以用钱来买，已是不成文的规定。“你如果判了三年劳教，你家里每年付一万二千、一万块人民币，你就可以买一年的自由。这个是毫无原则性，纯粹是为收取讹诈、一般老百姓的钱，利用劳教制度来收集社会上的财富。”
童屹说，有被判三年劳教的，刚入来，给了三万块钱，就可以立即走人，她在武汉河湾劳教所发现的“买位”现象，是其他民运朋友不了解的情况。“因为劳教人员，从法理上讲，不是犯罪人员，警察没有得到充份的事实证据来证明他们犯了法，所以就把他们关到劳教营里，使他们失去自由。劳教营的经济实质，我当时看了非常振惊。这跟犯罪法，犯罪学，其他的一些完全合不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