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外交官把“集体记忆”这个概念火出圈了，趁此机会，我想讲一些关于集体记忆的比较重要的研究，这些研究展示了房间里的大象。现在，让我们先看看“集体记忆”是否可能正确。
集体记忆的概念来自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他是涂尔干式的社会学家。哈氏曾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熟悉法国历史学的朋友一定能够想到两个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哈布瓦赫和年鉴学派这两位创始人经常探讨学术问题，甚至他就是年鉴杂志的参与者之一。哈布瓦赫早年曾从柏格森哲学里汲取营养，后来弃哲学从事社会学。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在之后的学术史里会反复出现，尤其是历史学与社会学。
他的《论集体记忆》一书，从三个集体角度分析集体记忆，分别是家庭、宗教、社会阶层。但是，在哈布瓦赫的观点里，有多少种集体就有多少种集体记忆。所以，我们很难讲有正确与不正确的记忆。
然而，在学界讨论里，记忆常常与历史概念相对照出现，记忆与历史是否对立，成为核心议题之一。
哈布瓦赫认为：
历史通常始于传统中止的那一刻——始于社会记忆淡化和分崩离析的那一刻。只要回忆还存在，就没有必要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甚至根本没有确立的必要。同样，只有当一段时期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乃至于某个人的历史处于太遥远的过去，以至于人们不能指望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还能找出许多对那些历史至少还有一点回忆的见证人时，我们才需要将这些历史写下来。
这里，记忆与历史变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更是关注记忆与历史的差异性，非常诗情画意的写下了一组排比：
记忆是鲜活的，由现实的群体承载；历史是对过去事物不完整的、成问题的重构。
记忆是当下的现象，是经验到的与现在的联系；历史则是对过去的再现。
记忆带有情感色彩，排斥与其自身不容之物；历史是世俗化的思想活动，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
记忆把回忆置于神圣的殿堂中；历史则把回忆驱除出去，让一切去神圣化。
记忆与集体相连，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体的；历史属于所有人，具有普世理想。
记忆积淀在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中，历史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和事物间相互关系。
记忆是绝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
倘若，按照哈布瓦赫、诺拉一路的思路，集体记忆恰恰是和历史存在差异的。记忆是对过去的建构，也即过去是被扭曲、建构、高度选择性的故事。正确的“集体记忆”可能只是一种反讽， 所谓“集体记忆”，恰恰与真实的过去不同。
那么，记忆研究主要研究什么呢？王汉生、刘亚秋的《社会记忆及其建构》认为社会记忆研究有三个核心问题：1.记忆的再现 2.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3.记忆再现过程中的权力关系。
而钱力成、张翮翾的《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认为，中国记忆研究有以下几个视角：国家权力视角、社会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
我们不难发现，权力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这里的权力更接近于福柯的权力概念。权力的影响在记忆生产、贮存、传播里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记忆勾连起过去与当下，关系到我们的情感与身份认同。福柯曾说，他不是研究权力，而是研究权力如何塑造主体性。放在记忆研究领域来说，就是权力是如何影响记忆，并且通过记忆去塑造我们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正确的集体记忆”，可能就是国家权力通过记忆对每一个个体的规训。福柯早已窥探到记忆与权力的故事：
真正的斗争是存在的。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统称为“民众记忆”的东西。确确实实，那些人，我想说那些没有权力书写，没有权力著书立论，没有权力编写历史的人们。他们同样掌握记录历史，回忆历史，经历和利用历史的方式…记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斗争元素。因此，要控制人们的记忆，就要掌握他们的能量，也要掌握他们以前的斗争经验和知识。”（帕特里斯·马尼利耶/道尔·扎班扬《福柯看电影》）
为了进一步梳理权力与记忆的视角，我将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案例。中国的历史学者、社会学学者以及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于忆苦思甜、诉苦等历史的研究，早已有丰富的研究。
方慧容通过口述资料与《硬杆子之乡斗争史》的文本，对于河北省西村土改的记忆、叙事等概念进行了探讨。这篇论文不仅运用了一些社会学理论，更运用了文艺理论。一个被采访的76岁的女性贾翠萍，她觉得没有什么苦，作者继续追问婆婆对她如何？她却很平静地用手势表示被婆婆用针扎过。这篇文章讨论的实际上是，微观权力如何影响她们的诉苦与记忆建构。
郭于华老师的《受苦人的讲述》也是从口述史角度切入，作者在陕北骥村从事10 年口述历史研究，她没有过多运用记忆研究常用的理论，但是丰富的资料让她对于“诉苦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女性们回忆土改的苦是“带头苦”、“开会苦”、“婚姻苦”、“战争苦”。“阶级苦”则反而淡化了。笔者以为，骥村存在阶级，但是普通人没有阶级意识，他们对于地主的评价，更多是道德上的好与坏，在农村道义经济普遍的社会，这种情况是非常好理解的，即使今天她们也没有真正的阶级意识，有的只是对于利维坦的敬畏与崇拜。
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李里峰集合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前人研究成果，在土改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从苦难记忆到革命记忆: 1940 年代华北土改中的诉苦》以“诉苦”为例，探讨了中国革命中的记忆塑造问题。作者指出，在中国共产革命进程中，乡村民众的革命记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精心塑造的结果，土改运动中的“诉苦”就是一种革命记忆的生产术。在土改运动中，党和国家将私人化的苦难经历和苦难记忆变成一种当众诉说的公共话语，并借助行之有效的氛围营造、情绪调动、逻辑归罪等策略，对乡村民众的苦难记忆进行了仪式化、情感化和同质化改造，使之融入阶级、革命、解放、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个人的、多元的苦难记忆被集体的、同质的革命记忆所收编，成为革命政党及其政权合法性的有效来源。（李里峰、戴朴《历史研究的的东西方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诉苦也好，忆苦思甜也罢，都是一项高超的记忆生产术，是一种治理术，揭示了我们是如何从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并且一直胜利。如今走红的“正确的集体记忆”，很可能跟诉苦与忆苦思甜，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美国学者贺萧的作品《记忆的性别》堪称海外中国研究中记忆研究的杰出成就。社会学家应星曾提出社会科学与史学交叉的三种境界，1.上乘：交融——将理论功夫化于无形，回到史料中去重新提问。2.中乘：交叉——匠气易达，匠心难求。3.下乘：交界——临界而居，各说各话。《记忆的性别》就是这样一种上乘的境界，贺萧通过口述资料让被采访者在“讲故事”，故事隐含着她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即使我们不懂深刻的社科理论，她的故事也足够我们读下去，通过具体的故事，我们也可以顿悟到一些抽象的理论。
贺萧老师关注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集体化时期，陕南四个村庄72位老年女性的故事。（郭于华老师研究的是陕北，地域比较接近，而且也有性别的视角，两个人时间段也有重合的地方）本书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如果说，对于李里峰、郭于华来说，正确的“集体记忆”是诉苦，忆苦思甜，对于方慧容是“硬杆子之乡斗争史”之叙事，那么，对于贺萧来说，正确的“集体记忆”是“解放”这样的词汇：
国家话语提供的最为明显的时间分界线是“解放前”和“解放后”。20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土改时期，妇女被动员去“诉苦”，叙述和解释她们童年和年轻时经历的苦难。她们还被组织加入扫盲班和互助小组。透过这些新做法，妇女被鼓励去将她们的记忆和个人故事放进“解放前的苦难”和“解放后的机会”这两个类别中去。用来表示1949年国家权力变更的“解放”一词，很快成了中国农村地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使用这个词本身也暗含了对事件的一种特定理解。将“解放”作为一个人生命中的路标意味着，要同时将这个人的记忆纳入对解放进步的个人叙述和集体叙述中。
然而，像所有霸权词汇一样，“解放”一词也被迫与原定的语境相脱离，其多样的使用方式嘲弄了国家官员的意图，哪怕这种嘲弄并非有意。例如在官方的国家词语中，“旧社会”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任何时候，“解放”代表了“新社会”的开始。有些妇女依照国家话语用“旧社会”一词去指20世纪40年代。有些则说旧社会一直持续到1963年左右“大跃进”饥荒结束的时候。一位对另一个社区的农村妇女进行访谈的中国调研者甚至发现，有些妇女使用的“旧社会”，并不是指 1949年以前的时期，而是指8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之前的生活。她们这样做，其实是将常见的官方“诉苦”描述——“回忆（革命前）的苦，品尝（集体化时期）的甜”进行了再加工。与之前的官方“诉苦”描述相反，妇女们用“旧社会”来哀叹集体化时期的艰难处境，这种处境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富足形成对照。
“旧社会”一词的意思，其实早在经济改革发生的前三十年就已经非常确定，所以这种滑移就显得格外有趣。这些受访者不大可能仅仅是忘记了这个词的基本意义。她们将年代顺序与事件进行的重新结合是她们阐释自己过去的线索，并以曲解官方用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重新结合显示出一种对集体化时期的露骨批判，因为“旧社会”一词的意义——就如官方用法设定的一样——仍然是彻底的贬义。通过“记错”国家时间，国家语言转而被用来反对国家——这种“记错”的情形在访谈的男人中不常见，但在妇女中却相当普遍。
让我们把视线再度投向大洋彼岸。德国是记忆研究的重镇，拥有该领域的巨擘学者阿斯曼夫妇。当然，这也是因为德国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反思非常多且深刻。我们中国也有二战的深重苦难，比如著名的南京大屠杀，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也不过是八十年代才复兴的，那么之前呢？是什么在压抑这段记忆走上公众讨论的平台？刘燕军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给出了答案。我们随便看一个时间段，建国初，其实不管是一些“二流报纸媒体”，还是一些公共纪念的碑文，都有一个特点，故事里，日本人总是背景板，美蒋则是批判的主体，更有甚者，对于一些积极救援中国人的美国传教士（比如贝德士、宋煦伯），二流报纸媒体们也是酷爱抹黑，诸如“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之类的言论，不一而足。什么是正确的“集体记忆”？二流报纸和媒体的这些报道与评论，就是当时正确的“集体记忆”。
记忆视角取径的中国研究还有《记忆的政治》、《神堂记忆》、《新史学（第八卷）》、《the age of wild ghosts》（野鬼年代）等书，笔者没法一一列举，甚至笔者不想说本文是客观中立的，因为笔者所选取的研究或者剪裁的方式，导致本文带有相当的主观性、选择性，而且也是有一定语境的。
因此，笔者要指出，所有声称客观中立的研究，包括本文，可能不过是消解了一种神话，又重塑了另一种神话。笔者通过已有的部分研究展示了一个房间里的大象，大象之外还有什么？本文不想也无力给出答案。笔者最后还想抛出一些观点：诸如，彼得·伯克讲过三种记忆的审查官，第一种是官方的，第二种是集体非官方的，第三种是个人的（每个人脑子里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援引本雅明的话表达了“同质的、空洞的弥赛亚时间”，那么，同质的、空洞的，是否也适用于所谓“正确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书籍类：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
帕特里斯·马尼利耶/道尔·扎班扬《福柯看电影》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
贺萧《记忆的性别》等
论文类：
王汉生、刘亚秋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钱力成、张翮翾 《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
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
李里峰、戴朴《历史研究的的东西方对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