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通报新增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本来是一则很正常的抗疫进展信息。但是，我在各路媒体报道中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则异口同声的新闻：《北京通报昨日新增确诊病例情况 均为外省户籍》，新闻编发单位分别是人民网、新京报、大众网等媒体，署名也都不同：

虽然我早就习惯了某些媒体老爷没事找事、幺蛾子满天飞的表现，但这次仍不免纳闷：这个“外省户籍”和确诊病例有什么必然联系？难道新冠病毒还分京籍和外省户籍？看见京籍高贵的身份就退避三舍，看见外省户籍就猛扑上去？ 

这不科学。其实，北京这波疫情以来，从每天地方上公布的确证病例详细情况来看，什么人都有，每天都有京籍、非京籍，都有高矮胖瘦男女老幼。

今天，北京疫情全国关注，每一个字传递的信息都很重要，但是，这短短一则新闻，硬是要突出户籍信息，说明什么？说明有一些人把对外省户籍的歧视视为理所当然，毫无顾忌。

户籍歧视是“身份歧视”的一种，这种歧视谈不上当事人多大的主观恶意，而是整体环境日积月累之后的习以为常。我惊讶的是，如果说发布会上的通报者偶尔错了，还是个例，但是，几家大媒体都从标题上放出这样的新闻标题，让它污染网络空间，说明媒体的主编、终审人都对此习焉不察、麻木不仁。

有深厚的土壤。

这种麻木不仁源于收入。有研究说，中国存在比较严重的收入户籍歧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间38.93%的工资差异源于此。另有研究显示：户籍对工资收入影响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近年来的平均比重都在40％ 以上。

（见南京财经大学杨森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歧视分析》、余向华，陈雪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效应及其变迁——工资差异和机会差异下的双重实证研究》）

这种麻木不仁源于社会地位。如1996年北京市劳动局颁布第2号通告规定：204个工种中仅有12个行业允许使用外地务工人员。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2011年对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涉及的9762个岗位招聘条件的分析表明：以特定社会身份为报考必要条件的歧视比例高达11.5% ，而社会身份歧视中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的比例则高达85%。

这种麻木不仁源于哭告无门。2014年，9位非京籍中考学生起诉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和北京市教委，因为不允许非京籍学生在北京参加中考的政策侵犯了平等受教育权。该案二审驳回起诉。理由是：“经查，北京教育考试院未针对张懿作出诉称之行政行为，且张懿在一审诉讼中亦认可其尚未进行高中志愿报名。因此，原告诉称之行政行为并不存在，其提起本案之诉缺乏事实根据”。这种明目张胆玩弄文字游戏回避真问题的判决说明，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并不存在。

这种麻木不仁常常引起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惊诧。我国已经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们国家追求文明进步的表现。但现实中，我们许多人的做法，却与这部公约中的禁止歧视原则背道而驰。2013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审议我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次和第四次合并定期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很不客气地说：委员会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教育、住房、卫生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领域中受到的歧视深表关切，委员会促请我国政府查明并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领域的歧视。2014年6月3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审议我国履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次定期报告后，又在结论性意见中很不客气地指出：委员会认为我国的农民工，尤其是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领域依然受到事实上的歧视，委员会吁请我国政府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农民工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工作机会以及社会保障、住房、卫生和教育福利。

北京是一个变迁中的城市，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往前推到建国前，1948年是203万人，1949年是420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各地来的。比如，1949年9月的北京市长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2020年6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是福建尤溪人。

北京精神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包容”，有容乃大。但不知道为什么，日常中往往一不小心就看到一些机构和个人，说话办事扭扭捏捏、塞塞夹夹，处处显出一股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来。

类似今天人民网、新京报、大众网等媒体这样的表现，放在日本，恐怕一些主编早就公开下跪谢罪，甚至可能不堪良心谴责剖腹自杀了。但好在，我们的媒体老爷们心特别大，不会有什么感觉，更不会制造什么“恶性事件”出来。

之前我说，武汉战疫的时候，还有一个大敌“官状病毒”。如今，北京抗疫，吸取了很多教训，“官状病毒”被压制住了，目前表现得还不那么明显，但今天看，有些人似乎不遑多让，也贡献了一个特产——“身份病毒”。

没醒的诸君，醒醒，这是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