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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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白俄国内的微妙处境，她的著作主题与年轻人之间的代际疏离，乃至弥漫在白俄罗斯全国的‘政治冷感’，使得我们完全无法像描述奈保尔、帕慕克或多丽丝·莱辛那样，细致而精妙地勾勒出她与她居住的国度及其动荡历史之间的有机关联。我们被迫前往三个国家，从三个不同的维度重新寻找她的生活和创作轨迹。”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楼，并不像该校的其他建筑一样座落在明斯克市西南方的近郊。自1967年投入使用以来，这幢六层楼房就成了首都市中心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标。我从火车站附近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一路摸索而来，当看到那座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时，突然产生了一个意外的联想：阿列克谢耶维奇入读新闻学院是在1968年，也就是这座大楼建成的第二年。不知不觉已经是整整48年前的事了。
在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的白俄罗斯，大部分大学新生的年龄不过16、17岁，相较中国大学生要稚嫩一些。授课结束后，他们中的一些会聚集在走廊里，三五成群地讨论着课业和娱乐话题；另一些则有秩序地集中到教学楼背后的一条走廊里，分享“明斯克牌”和“爱克特帕牌”香烟——作为全欧洲卷烟价格最低廉的国家，白俄罗斯大、中学生里的烟民比例超过65%。我就在这条烟雾缭绕的走廊里开始了发问。
“你们听说过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吗？”
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回答“是”的学生比例之高，与真正读过其作品的人数之少，形成了鲜明反差。不止一位学生告诉我：他们曾听自己的老师说起过这位著名校友，也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前，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经像今天的他们一样，在这幢六层楼房里进进出出。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的那些话题，对他们来说似乎过于陌生。一头金发的大二学生尤里安告诉我：“只有老年人会追忆苏联时代的往事。未必是因为他们爱苏联，只是因为他们在苏联治下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缅怀青春。对我们来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身处独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土库曼斯坦人分开，好像没有什么不好。”
采莉纳在两年前从新闻学院毕业，任职于一家广告公司；在我的采访对象里，她是唯一一位完整阅读过《二手时间》的年轻女性。也是在那条烟雾缭绕的走廊里，她冷静地告诉我：“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位从我们的阅读书目里消失的白俄罗斯作家。大部分学生的年纪还很轻，他们在大学时代的阅读趣味，取决于中学时代老师对他们的教育和影响。倘若将一位作家从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名单里剔除出去，他们也许一生都不会接触到这位作家的任何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个幸运儿——通过诺贝尔文学奖，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也会有人尝试从俄罗斯购买她的书。但更多名气更小的作家，或许将永远被隔离在一般大众的接触范围之外。”
24个小时后，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本人。她并不感到意外，而是报以微笑：“白俄罗斯人与波罗的海三国或乌克兰的人们大有不同。在基辅，大学生们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但在白俄罗斯，‘红色文明’僵死的躯壳乃至‘红色人类’本身都还实实在在地存活着。”“对大多数白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混沌的年代，他们看不清未来。年轻人里最有活力、最具备独立思考意识的那个群体已经去了国外。”
在“烟草走廊”的那个奇异下午，最终把这次采访变成了一场奇特的寻找之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白俄国内的微妙处境，她的著作主题与年轻人之间的代际疏离，乃至弥漫在白俄罗斯全国的“政治冷感”，使得我们完全无法像描述奈保尔、帕慕克或多丽丝·莱辛那样，细致而精妙地勾勒出她与她居住的国度及其动荡历史之间的有机关联。我们被迫前往三个国家，从三个不同的维度重新寻找她的生活和创作轨迹：我们往返于白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探访她曾经定居和工作过的那些处所，倾听人们关于她的各不相同的回忆。我们前往已成废墟的普里皮亚季小城，在她曾经饱含感情地描写过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地，回想20多年前《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的创作历程。我们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俄罗斯—苏联文学的思想谱系中，寻找她本人的写作渊源之由来，以及她的作品在这条汹涌大河中的位置。我们试图还原她在创作每一部作品时的处境和心情。
就像31年前率先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引入中文世界的翻译家吕宁思告诉我的那样：“她是‘最后一位苏联作家’。她所记录的人物和事件，她惯用的写作笔法，乃至她本人的文化观和世界观，都带有极其明显的时代印记。”甚至可以断言，被视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特色之一的复调写作（Polyphonic writing），也存在于她对记录题材的选取中。就像她本人告诉我的那样：“我希望记录和探究的是同一类人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在‘二战’时是如何，在将近40年后又是如何。”我们对她本人的“寻找”，同样遵循这一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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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列斯特开往戈梅利市的BCH-21次卧铺列车，在卡林科维奇区（Kalinkavichy Raion）设有一站。从那里乘汽车继续往南，穿过莫济里城，便可到达人口不足万人的边境小镇纳罗夫拉（Naroulia）。整整半个世纪以前，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从这里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我们找到了1966～1968年她供职过的《普里皮亚季真理报》报社，两条街外就是她曾短暂担任过教师的本镇第一中学。比起讲话字斟句酌的明斯克人，这里的居民似乎拥有更多关于女作家的鲜活记忆：围坐在报社后门的几位老人肯定地告诉我，这排不起眼的小楼在此矗立已超过50年之久；与第一中学一墙之隔的小镇文化宫负责人也热情地向我们证实，尽管她本人在镇上只居住了20年，但曾经从许多人口中听闻过那位女作家、女记者许久之前在此生活和工作的往事。
纳罗夫拉
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对此地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她会饱含深情地谈起青少年时代在乡村生活的记忆，会一边又一遍地回忆起在那些农忙之后的夏夜，失去了丈夫的农妇絮絮叨叨地对她讲述战争时期的经历。但她也善意地提醒我们：“那里的人们对外来者有些警惕之心，也会把想象掺杂在真实中讲给你们听。去年他们曾告诉几位西欧记者：‘诺贝尔文学奖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发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种心理上的封闭和距离感，同样表现在当地的建筑风貌和生活方式上：分布在小镇中心的列宁广场、政府办公楼、文化宫和学校忠实地保留了苏联时代的原貌，人们依旧用马耕作，中老年居民的数量明显多过年轻人。即使是在相对繁华的莫济里城，晚上十点以后街头也往往空无人烟。你可以看到30多年前生产的“奥迪80”和“奥迪100”型二手车在四处奔驰，而在两天半的探访经历中，我们甚至3次召到了同一位出租车司机：时间在这里仿佛早已凝固了。
在明斯克和布列斯特，我们与大学生、铁路工作人员、商人、司机反复交谈，从他们的回答中捕捉世道变化的印记。唯独在纳罗夫拉和莫济里，只有年轻人和老人愿意与我们稍作攀谈。但这种时间上的凝固性并非主观选择的结果——整整30年前，发生在国境另一侧、仅仅数十公里之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永远终止了纳罗夫拉开发和扩建的可能性。在小镇东南方的波莱谢国立放射生态学保护区，70年代末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工业大学的老司机指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道路右侧，奶牛和马匹依然在田间悠然行走，黑色的土壤已经有春耕翻犁过的痕迹；而在道路左侧，绿草茵茵对应着的是一片死寂。被辐射污染过的土地在数百年里都将无法耕种，也永远无法再像1986年之前那样，充当白俄罗斯全国的粮仓。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月里，15个村庄、超过2300户人家从这里迁出，留下的只有随处可见的黑黄双色放射性标志。时间被强制定格在了那一刻。
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对20世纪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其影响甚至超过了纳粹大屠杀和苏联解体。因为它永远改变了我们居住的星球：被污染过的土地、河流和森林在成百上千年内都将无法摆脱辐射残留，‘冷战’和‘铁幕’从空间维度侵入了时间维度。”而发生在那个曾经的统一共同体中的灾难，在1991年以后，将主要由新诞生的白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来承受。于是，女作家在年近半百之际，重新返回到18岁时生活和工作过的纳罗夫拉小镇，与那些她曾经熟悉和亲近的人们交谈，留下了关于那场悲剧的最震撼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留给未来的编年史》，也给我们在时间维度中的追寻，留下了醒目的指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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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莱谢保护区继续向东南方深入，越过白乌两国国境，便靠近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第一发生地。与素来人烟稀少、因之不容易为人们所关注的白俄罗斯乡村相比，废土化之后的乌克兰边境城市无疑更令人触目惊心。整整26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隔离区，切尔诺贝利城和普里皮亚季城的12万居民被彻底清空，留下钢筋铁骨的房屋、体育馆、工厂和游乐场在风吹日晒中慢慢朽坏。为预警核打击而建造的DUGA-3型超视距雷达的接收天线依然矗立，但和整座城市一样，在30年前就已丧失了动力来源和灵魂。
与地理标识相比，人的记忆是更善变、也更脆弱的。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我们与许多当地居民交谈，但即使是亲身经历过灾难之后恐慌和牺牲的人们，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的记忆也在渐渐淡化。“上帝在庇佑着我”，一位虔信东正教的老妇拉着我的手说，“我的生活没有受到辐射的影响，依然健健康康地活在世上”。但她似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初上帝会让那场灾难发生，又会让她的许多同龄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莫济里的另一位老人也以极其超然的态度描述着他记忆中的灾难：“最初的几个月有不少人死去，后来陆陆续续有人因辐射而患病。我们在老城中心建造了一口纪念钟。”他的手指向区政府对面的一角——“但生活还要继续”。
“生活还要继续”，何其轻飘飘又何其沉痛！因为人们从未感觉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沉重到令人窒息，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迷茫中选择了忘却。涌入切尔诺贝利周边的外国记者，似乎比积聚在当地的遗民更加熟悉和关注这片土地的历史。而在遥远的明斯克，只有少数迁出“核城”的后裔会在每年的4月26日举行纪念活动，凭吊死去的亲人。但我们几经打听，也没能觅得例行纪念活动的举办地：仿佛那一切从未发生。
整个苏联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红色人类”（The Red Man）并非天然形成，他们是一些伟大人物为着一种崇高、超越的目的，对自然人进行强制性引导和改造的产物。这些伟人并未告诉他们的“产品”，有一天这种改造可能失败；他们也没有告诉那些勤劳、质朴但本质脆弱的人们，当全部努力付诸东流之后，如何在一个时间轴不再指向“人间天堂”的国度里生活下去。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将近70年时间里，所有‘红色人类’都坚信我们即将由社会主义迈入共产主义，任何形式的倒退或逆转都是不可能的。但最终我们得到了什么？资本主义！”1917年的革命被斥责为阴谋，“白匪”邓尼金的画像和“纳粹走卒”乌克兰反抗军的旗帜重新出现在了街头，人们惊慌、失落、压抑，急于跨过两种时间维度之间的巨大鸿沟。
邓尼金
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和莫济里师范大学，学生们听到列宁、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时，已经不会再流露出任何特殊的感情。“斯大林看上去和今天的那些领导人不太一样”，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位小学弟告诉我，“仅此而已。我对他没有特别的好感，但也不会特别厌恶”。2.87亿人为伟大的事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随后事业失败了，牺牲也被遗忘了——一个残酷的笑话。所幸还有一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从80年代写作《战争中没有女性》开始，她就致力于为那些亲身经历了大时代、并被时代留下了难以磨灭印记的普通人保留个体记忆。“我希望让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在历史中默默出现、默默消失，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屑于在著作中为他们保留些许痕迹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我要让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来叙述他们的经历，叙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拼搏，叙述他们对那些伟大思想和伟大人物的看法”。
亲历者未经修饰的口述，与残留历史地标的结合，方能使我们回到曾经的历史情境中，回到那些正在被重构和遗忘的时间点，回到与翻云覆雨的宣传材料或教科书截然不同的现场。我们在切尔诺贝利重新感知灾难发生的一刹那、人们的恐惧和英勇，在白俄罗斯随处可见的“列宁广场”和“十月广场”回顾红色文明曾经的宏大叙事，在莫斯科街头遐想1991年8月20日白天，怀抱理想主义情结的市民阻挡政变集团派出的坦克。这些零散但真实的场景结合起来，才构成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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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间隙，阿列克谢耶维奇向我展示了她旧书房的照片，台灯上方悬挂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眼神深邃的画像。在《二手时间》一开篇，她就引用了这位“黄金时代”伟大作家的名句。“我愿意不厌其烦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他的小说和其他伟大俄罗斯文学作品一起塑造了我的人生观”，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以及阿达莫维奇的作品，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严格说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对苏联中后期“异见文学”的批判传统的继承。在技法和题材上，她受萨拉莫夫和阿达莫维奇的影响更大，与前革命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人有着明显的区隔。但青少年时代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农民在战争年代命运的自发关注，使她意外地延续了19世纪伟大俄罗斯作家一以贯之的主题——对土地的情感，对动荡年代人之境遇的关切，以及对“改造人”这项宏大实验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的担忧。这种暗藏的担忧，随后被索尔仁尼琴和萨拉莫夫作品中关于劳改营的惨烈记述所证实，并使整个反思的源头，由父辈所执着的对斯大林的批判上溯到革命爆发之前，上溯到“白银时代”文学家和第一代革命文人曾经爆发过的那场论战中。而后苏联时代俄国人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以及充满理想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转轨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则为当初的“革命狂热”提供了一种逆向参照，加深了反思的力度。
“我们以为自由就是话语权的解禁，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人是无法健康地理解和享用自由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认真地说道。“萨拉莫夫说过，‘监狱会在健康和精神上彻底毁掉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哪里承受得起理解和接受自由需要付出的那种巨大代价！”
萨拉莫夫
而她本人，最终选择了记者职业以及兴起于70年代的口述纪实文体，来开启关于红色文明和“红色人类”的记录。与那些急于和自己在苏联时代的经历划清界限的“新俄罗斯人”不同，阿列克谢耶维奇珍视曾经的工作经历：“那毕竟是一段充满趣味、令人怀念的经历。”“即使是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担任记者，我依然获得了少有的机会去观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官方宣传的差异之处，去验证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否合于‘红色人类’脑海中的想象。即使只凭这一点，我也想说：我没有虚度那将近20年的光阴。”
是的，光阴没有虚度，努力没有白费。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像她所形容的“黑匣子”一样，忠实地记录下了从伟大卫国战争到后解体时代，整整50年间几代苏联人的独特个人史，延续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以来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传承，“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留下了一座纪念碑”（语出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词）。
更重要的是，作为红色文明的亲历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也在她的写作和思考中，完成了个人精神的再造和自由。在后解体时代，她曾投入白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化事业中，并因此被迫流亡海外，新书也在国内遭禁。但经历了十年的西欧生活，她在2011年最终回到了明斯克，重新尝试与这个错位了的时代相处。“获得自由需要经历漫长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应舍弃与祖国的纽带以及对它的责任。所以我又回到了白俄罗斯。”
采访结束后，我们把女作家送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中年司机认真地打量了一下乘客，扬起了眉毛：“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我正在接待的这位贵宾，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瞧，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人们一直都记得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