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公司或个人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及微信母公司腾讯进行交易。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建立“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的五大措施，并点名包括华为、中国移动、百度在内的7家中国科技公司，以禁止更多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进一步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云端系统。中美数字领域的“全面脱钩”已在进行。
在中国数字时代前三期【CDT导览】中，我们提到了美国围堵中国科技公司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例如这些公司被中共全面掌控（由此带来数据安全风险）、例如中国网络封锁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例如中国内容审查/大外宣的触角伸向全球等。
当然，美方主动的“数字脱钩”举措也招致了指责声音，例如就有中国网民指出“美国也在修建防火墙”、“美国也在损害互联网自由”、“美国也是流氓国家”等…..这些“也”似乎是忽视了中美情况的具体差别，将自己已有的“中国经验”简单投射，显得较为讽刺。
中文里有些副词的使用，往往会无意中给了读者惊喜：悠远绵长，回味无穷，如同酱香型白酒的典范。 —— @wentommy
事实上从十几年前，中国就开始了与自由互联网世界的“网络脱钩”，以防火墙为“网络主权边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网络体系，这一体系对“开放的无国界网络”构成了巨大挑战，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还将中国防火墙列入了一份贸易壁垒清单中。
作为一个长期进行着互联网防火墙维护以及网站封锁、内容审查的国家，中国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管网经验”，同时还有着丰富的“创新经验”，对于封锁Twitter、Facebook等一众墙外服务，有不少“创造性理论”的提出，如颠覆工具论、如网络主权论，总结出了一套完备的“中国经验”。
经验1 乱扣帽子：将外国应用定义为“敌对势力”颠覆工具
中国防火墙（GFW）主要是指中国政府用于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上内容的软硬件系统的集合，它是一套较为完善的大型信息管制系统。从2002年左右开始，防火墙就开始在国内进行域名服务器缓存污染，陆续对法轮功和六四等题材的政治网站进行了封锁。2009年开始，防火墙相继屏蔽了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服务，官方媒体对外做出的解释是这些服务成为了西方的“颠覆工具”。
2009年8月6日，《中国国防报》发表文章指责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将这些应用定义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宣传与颠覆工具，并称“要加快提高网络隔绝、屏蔽、锁定和反击网上攻击的能力”。2010年7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同样指社交网站如Facebook等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颠覆政权”的管道。（HikingGFW网站至今累计收录了大量被中国防火墙屏蔽的站点。）
经验2 制造概念：将中国境内“互联网”管理纳入“主权”范畴
中国政府将互联网的管理认定为“主权行为”并提出了一个颇为争议性的新概念：网络主权。它试图在一个完全掌控的“网络区域”内建立一个“党主治下的寡头网络主权”，这与原有的互联网无国界、匿名化、去中心化理念相悖。为了实现这一管理模式，在技术层面上，除了防火墙的有效运行之外，还需要网络实名制、域名实名制、服务器落地管理等制度的配合。
2011年5月，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一名记者称几名纽约居民向美地方法院起诉，指百度公司和中国政府“屏蔽”网上信息。姜瑜以这是中国“主权行为”回应。
有记者问：据报道，几名纽约居民昨日就所谓百度公司和中国政府在网上“屏蔽”其发布的信息向美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中方有何评论？姜瑜说，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发展，依法保障中国公民言论自由。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属于主权行为，根据国际法，外国法院没有管辖权。
2014年11月，中国政府在浙江嘉兴市的乌镇主办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习近平开始为中国互联网管理提出一种新的概念：网络主权，并试图将这一概念上升为国际互联网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中国而言，防火长城内即国家网络“主权区域”，它试图限制这一区域的民众互联网使用能力、网络自由程度来适应自己的政治体制，将对外的网络封锁和对内的内容管控进行合理化。
“一国之互联网，定然当有边界，一个国家有领土领海领空，必然，也将有‘领网’。领网之下，也可以根据各地情况设置行政管理区，统属新闻办，以便有效管理。领网的边界需要‘墙’来定。” —— 《东网 | 东步亮：网络主权是个什么东西》
网络主权是啥意思？互联网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为了突破国家主权约束而实现全人类共享自由的技术平台，你不但不弱化国家主权的约束能力去让国民适应和分享这种巨大的技术福利，反而为了强化国家主权去再弄一个网络主权的概念，这岂不是与互联网精神背道而驰吗？网络主权不就是为了网络筑墙吗？—— 《羽谈飞的博客 | 网络主权：一枚弱民弱国的护身符》
经验3 回避指控：中国既没有“关闭网站”也没有“内容审查”
中国官方对外一直拒绝对“防火墙”、“内容审查”这类敏感问题的承认，一贯保持回避和掩盖态度，这也使得防火墙、内容审查变为了一个事实存在官方却又不予合法承认的“灰色地带”。但同时中国官方却承认，对来自互联网的威胁感到“恐惧”。
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介绍大会情况，并回应了外国记者关于“中国关闭西方网站”的提问，大玩文字游戏：
记者提问：为什么Facebook等国外网站在中国无法访问？鲁炜：我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一家网站，你的网站在你家里，我怎么可能跑到你家去关你家的网站呢？
2015年12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网信办主任鲁炜回应了记者提问，否认中国进行“内容审查”。并再度强调了“朋友来家做客”这一说法，与“网络主权”说相呼应。
鲁炜：你们说“内容审查”这四个字是用词不当，但是没有“内容审查”不等于没有管理，对于网络的管理，中国政府恰恰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学来的，而且学得还不够。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对互联网内容是没有管理的，你不能说管理了，就不自由了。
鲁炜：关于你说的“局域网”。我去年讲过这个话，我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谁到我家来，我确实是要选择的，来的要是朋友。我们不欢迎那些挣了中国钱、占了中国市场，还诬蔑中国的人。就像每一个家庭，都不欢迎不友好的人来做客一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的记者：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日趋严格，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会不会造成使中国的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一种局域网的感觉？）
两年后，2017年11月25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网信办）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在北京大学做主题演讲，他在演讲提到“信息管控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互联网带来的“政治安全”威胁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就在演讲前几天，鲁炜被查的消息刚刚公布。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如果你要反映事实，哪怕是一些批评意见，我们也要保护你的发言权，但对那些造谣的，特别是恶意造谣的，上来就说是什么“老虎团”啊，说什么是虐童、性侵啊，你这样的造谣，我们当然就要进行管控。没什么不好意思、温良恭俭让的，国家的法治就是要维护这种互联网上的公共秩序。
（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特别是在互联网带来的深层变革模式下，长期执政呢？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我们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美国讲互联网无国界，我们讲互联网无国界但是有主权。我们是网络大国，但还不是网络强国，这也是我们政治安全的心腹大患。
经验4 模糊标准：网络屏蔽出于国安原因 但无具体原因
中国对于网络屏蔽并不存在任何统一的详细标准，而是采用极其随机的、动态的审查式标准，一种完全暗箱式的操作。这些审查原因都被笼统称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原因，如YouTube、Gmail、Google，虽然这类网络屏蔽为中国的本土企业带来了“机遇”，但它并非中国政府首要考虑的因素。
“若XX被封 不要问原因 请接受停用现实”
2014年12月，谷歌公司的Gmail服务疑似遭到屏蔽，环球时报对此评论称“如果说Gmail真是中方封的…..一定是有原因…..应接受现实”，对于原因却不做任何解释。事实上中国对于不同网站被GFW认证的原因总是讳莫如深，网民们对原因充满猜测，但总体来说存在“境外不可控内容”的网站较易被屏蔽，由此网民总结出了“GFW 第一定律”。
GFW 第一定律：只要是“用户产生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 的国外网站都会被和谐。GFW 第二定律：只要是被和谐的网站，国内一定会至少有一个克隆版。GFW 第三定律：没有被和谐的网站一定不是同类竞争者中最出色的。
如果说Gmail真是中方封的，那一定有新出现或者新发现的重大安全原因促成这一行动，而决非仅仅出于“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担心”。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使用者就应接受Gmail在中国停用的现实。然而我们希望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只需相信，国家的互联网政策是有逻辑的，它在围绕中国社会的根本利益制定并运转。 2014年12月30日 环球时报
（谷歌搜索声称2010年在受到网络攻击及网络强制审查要求后即退出了中国大陆市场。）
2010年1月12日，我们在本博客上宣布，Google及另外二十余家美国公司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复杂的网络攻击，在对这些攻击进 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通过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几十个与中国有关的人权人士的Gmail帐号定期受到第三方的侵入，而这大部分侵入是通过安装在他们电脑上的钓鱼软件或恶意软件进行的。这些攻击以及它们所暴露的网络审查问题，加上去年以来中国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包括 对FaceBook、Twitter、YouTube、Google Docs 和 Blogger 等网站的持续屏蔽，使我们做出结论：我们不能继续在Google.cn搜索结果上进行自我审查。
经验5 画地为牢：将信息圈养合理化 成不可更改的牢固现实
中国官方时常宣扬一种理念即“防火墙”的存在是必要的，它的目的是保护民众免受西方不良思想的荼毒，有利于国内舆论环境的稳定，并将这种“我代替你屏蔽”称为一种合理。由于防火墙的长期存在，它的内部也构成了新的“替代生态”例如产生了BAT这类的网络巨头，中共宣传中常将民众对此形成的“环境依赖”也认定是“网络自由并不必要”的一大理由。
“防火墙的存在是必要的”
2019年2月，《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香港与陶杰进行了对话，并接受了 TVB 的采访（YouTube）。在接受采访时，胡锡进讨论了翻墙，称他翻墙是工作需要……只要你想翻墙，都能够翻得出去。主持人反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访问信息不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和平等的权利吗？胡锡进为防火墙辩护，称这是必要的，是避免西方舆论长驱直入，维持社会的稳定。
“中国网民对翻墙无太大兴趣”
2017年6月，参看消息引用了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报道指出很多中国人并没有迫切希望绕过政府的互联网审査去访问“被屏蔽的网站”，因为“国内的网站完全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对于这一可能的现实，官方媒体对这一报道的引用颇为“别有用心”，更多想说明墙的必要及翻墙的不必要。但是，这对于许多对“墙”毫无概念的网民而言，其实是不公平的伪命题。
中国人并没有迫切希望绕过政府的互联网审査，去访问Google（谷歌）、YouTube和Facebook（脸书）等网站。的确，很多人对所谓的“防火长城”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的约束感到失望。然而，大多数中国人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他们搜索不到的内容上，因为国内的网站完全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我的一位13岁的中国亲戚今年来香港的时候，我问她想不想在YouTube上看视频。她说，不，她更喜欢中国的视频网站。这并非语言的原因，她的英语很好。原因在于熟悉程度。她是看着中国的电视剧和各种网络剧长大的。即使有些外国的APP没有被封锁，它们也输给了中国的竞争者，因为很多人已经离不开他们所使用的产品了。
网络通信工具Skype、WhatsApp等在中国都可以访问，但它们无法取代中国人的产品。以腾讯的社交通信工具——微信为例，其用户数量已经超过9亿。
经验6 法规铺路：针对云极权和数据维稳量身定制
在“网络主权”这一概念提出后，中国陆续出台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来实行更严格的网络治理，其中最核心的即“让任何墙内平台的网络参与者”有迹可循，实现了真正的“后台实名”，这让所有中国境内的网络参与者都面对着“落地被查”的安全风险，导致人人自危，被迫开启自我审查。同时，它的“数据落地”要求也迫使苹果等在中国运营的外企交出了icloud用户数据，不遵守者不得进入中国。
《网络安全法》出台 消灭网络“不安全”要素
2015年7月，网络安全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全文公布并在一个月后通过。该法案明确了网络实名制、云存储不得离境、电子身份证制度等，为后来毫无公民隐私可言的“云极权”社会铺平了道路。法案还明确了网络运营者处置违法信息的义务，将曾在新疆实行过的断网措施也纳入其中，完成了政权安全的“最后一块拼图”。
之后，中共便以相应法规对中国企业实行管理，要求各企业执行用户实名、内容自审、数据落地、官方可查等要求，也成就了如微信、新浪微博、头条新闻一类的“审查怪兽”。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2012年6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署名评论文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被许多网民认为这是官方加强网络管制的一个信号。2016年，习近平在整治“网络空间”时再度强调了这一说法，规划出了他想要的“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生态。有了《网络安全法》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规铺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也更频繁被中共网络执法部门所引用，被网友解读为：只要在“网络主权”范围之内，乱说乱发就有任何法子可以治你。
“是最精彩的，也是最嘈杂的……”这样形容互联网，是不少人的同感。互联网作为一个崭新的平台，给人们带来社交互动、信息服务、观点交流等极大便利，同时也给人带来许多困扰，商业欺诈、恶意攻击、造谣传谣，等等。发展是这样快，上网是这样简单，再加上网络的虚拟和匿名，以致许多人“不假思索”就参与其中。应当意识到，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网上的言行也会有意无意触犯法律。 ——《人民日报｜莫津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习近平 《光明日报｜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提升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为啥工信部非要让网站站长们用国内的域名注册商，因为国内可以强制域名实名制，比如阿里的万网现在已经要求转入域名必须实名认证，否则就不能转入。实名认证的好处就是方便抓人，你开个网站，只要发送一条评论包含“有害信息”，五分钟后就会开门查水表，效率多高啊。 —— 《月光博客：为啥工信部非要让网站站长们用国内的域名注册商》
……其“微信恐怖主义”直接针对亿万国民，用纳税人的血汗豢养着海量网警，监控国民的一言一行，堪为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而动辄停号封号，大面积封群，甚至动用治安武力，导致人人自危，在被迫自我审查之际，为可能降临的莫名处罚担忧。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讨论的思想生机，也扼杀了原本应当存在的社会传播与预警机制。 ——《许章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经验7 全球出击：“对内封锁”与“对外宣传”兼具
如果说中国单方面的与世界“网络脱钩”只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封闭，那并非如此。事实上中国在努力谋求一种“微妙平衡”：既允许某些信息的自由传输，也对另一些信息则要封锁阻隔；既参与半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也控制国民在网络上的部分活动。并且巧妙运用了他国互联网的开放（不脱钩）而开展“进攻”，展开有利于自己的网络扩张。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一方面微信、TikTok全球火热，另一方面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在中国无法使用的奇特景象。
超大型的中国公司的孕育与出海
在中国长期的“网络脱钩”下，互联网的政策性封闭和巨大的网络用户体量促成了一些超大型的公司如：华为、BAT（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三大电信运营商等，这一些大型公司诞生于防火墙内，一边享受着“封闭市场红利”，一边也依靠封闭市场累计的巨额资金和庞大技术团队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享受“全球化红利”。以字节跳动公司为例，它将短视频应用根据国内、国际市场拆分为了两大不同应用：抖音和tiktok，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管理、运营方式，并且同时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在全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权
2013年，在习近平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来，中国对内实行网络封锁、审查，对外却推进了规模庞大的“走出去”战略，耗费巨资以数百家媒体在海外转述官方媒体的“好声音”，输出官方宣传内容，主动展开“进攻”争夺全球话语权，这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类“魔幻现实”：一方面普通中国网民无法正常使用Twitter、Youtube等应用，另一方面官方人士却“奉旨翻墙”活跃在防火墙之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们要把握中国故事的深刻内涵，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方法，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认同，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 《人民网｜人民要论：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话语权》
“大外宣”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一个重点是”外宣本土化”。一方面，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高价雇佣外国职员，或者收买外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撰写能够让外国人接受的宣传稿件；另一方面，以各种方式收购和控股外国本地媒体，以”外人”的姿态称颂中国政府。 —— 《德国之声 | 长平观察：“大外宣”是洗脑工程》
海外平台散布香港示威假消息
2019年8月，Twitter及Facebook接连宣布封锁其平台上的大量账号。两家社交媒体巨头说，这些账号散播关于香港示威的假信息，且背后由中国官方主导。自香港2019年6月爆发“反送中”抗争运动以来，中国当局一方面严厉封锁香港抗争者的声音，一方面启动强大的宣传机器开启信息战。
当然，对于这套“中国经验”，美国难以模仿，除了两国的制度建构差异之外，中美两国的互联网精神本质是冲突的（正如中共官员任贤良所说：美国讲互联网无国界我们讲互联网有主权），因此这套“中国经验”美国也只能了解无法习得，是“无法抄袭的作业”。
人们在谈论“脱钩”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中国事实上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与世界互联网的“网络脱钩”，这一国家控制网络十分成功的“中国模式”不断地为网络世界修筑高墙，侵蚀了互联网原本自由、开放的精神，深度影响了世界的彼此互联，当美方以“信息安全”、“网络对等原则”反制之时，它也客观上带来了彼此网络更大的孤立，与原本开发者所创造的开放式互联网形态渐行渐远，而这一切都源于不民主的政治权力对于互联网的不受约束的重新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