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继而在北京演变成为一场暴乱。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15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历史必将更加证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发生这场动乱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早来比晚来要好。
所谓国际大气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出现过它的辉煌，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斗争席卷全球，新老殖民主义者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由于内外政策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而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给西方实行“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所谓中国的小气候，是指在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泛滥。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致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开放，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是面对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共产党的两任总书记都采取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没有做到“两手都要硬”，而是改革开放一手比较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比较软。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食物，如物价上涨过快、官员中出现腐败现象等，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这些都为这次动乱的产生制造了温床。
动乱是从北京发生学潮引发的，继而发展到全国。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能从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发展到暴乱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动乱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破坏了党的团结，造成思想混乱，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并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卷了进来，致使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邓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的实质，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策。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等同志，在平息这场动乱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国家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民警为平乱和平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些朋友多次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政府可否用和平的方式，通过与学生对话来达成谅解，以避免使用武力？的确，中国政府在学潮乃至动乱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和冷静的处理方式，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试图通过对话来平息动乱。但动乱的幕后指挥着不允许学生这样做。他们希望把事态弄得越大越好，局势越乱越好，甚至不惜以发生流血牺牲来扩大冲突。西方的敌对势力，竭尽造谣煽动之能事，对事态的扩大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问，在平乱中是否可以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党和政府确实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完全被戒严部队控制的情况下，还同意让滞留在广场的2000多人和平撤退，尽管其中有许多搞动乱的头目，政府也都给他们放了一条生路。事实上，流血事件是发生在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过程中，遭到暴徒的袭击，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战士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严重损害情况下，才被迫自卫还击的。带头向戒严部队袭击、放火、烧车、开枪杀人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渣子、地痞流氓、刑满释放分子，以及从外地进京不明身份的人，真正的学生只占极少数。
由于在这场动乱中卷进去的人很多，有党员、干部、学生和市民，大都是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动乱平息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教育为主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人，使他们能够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再其次，要善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始终站在党和人民政府一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措施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在平息动乱和暴乱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和其他职务，选举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全会一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记。从此，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诞生了。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
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我直接参与了处理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全过程，并且坚决站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正确路线一边。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次动乱的事实写出来，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见证，留给我们的党和人民，特别是留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以供参考。
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记》。这本书是以我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71天的日记（文中每节黑体字部分）为主线，并参考我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还有若干动乱期间的照片，一并载于本书，面向广大读者，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李 鹏
2003年12月6日初稿
目 录
前言……………………………………………………（ 1）
第 一 章
从 学 潮 到 动 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胡耀邦逝世………………………………………………（ 2）
冲击新华门………………………………………………（ 9）
赵紫阳出访朝鲜…………………………………………（21）
这是一场动乱……………………………………………（29）
四·二六社论……………………………………………（34）
闹事学生大游行…………………………………………（39）
中共再次激烈争论………………………………………（49）
第 二 章
再次点燃将熄灭之火
（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不讲“反自由化”………………………………………（59）
煽风点火 火上浇油……………………………………（61）
发动新闻界扩大动乱………………………………… （71）
要害是夺权…………………………………………… （78）
对话破裂 绝世开始……………………………………（88）
中苏关系正常化……………………………………… （91）
第 三 章
北 京 戒 严
（1989年5月17日至5月31日）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100）
要求学生停止绝食………………………………………（108）
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116）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125）
向中顾委谈动乱…………………………………………（163）
酝酿新常委的组成………………………………………（184）
第 四 章
从 动 乱 到 暴 乱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国务院座谈会……………………………………………（190）
戒严部队被迫自卫………………………………………（203）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206）
上海未动用军队…………………………………………（211）
告全国人民书……………………………………………（213）
西方对我施压……………………………………………（219）
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224）
第 五 章
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的诞生
（1989年6月15日至6月24日)
建立第三代领导核心……………………………………（246）
政治局扩大会议…………………………………………（250）
支持动乱，分裂党………………………………………（255）
四中全会召开……………………………………………（267）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69）
后 记………………………………………………… （276）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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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潮到动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内容提要】
第一章记述了从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在北京乃至全国所发生的事件。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在北京高校引发了学潮，学潮很快发展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混乱局面，并波及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4月25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这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4 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由于邓小平同志讲话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威慑力量，也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学生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同学们开展了多次对话，使得学潮和动乱开始缓和并可能逐渐平息下去。尽管在5月4日中国青年节，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再次举行了游行，但是游行组织者迫于当时的形势，已感到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布：“从5月5日起北京市高校全部复课。”这个宣告就是这次学潮即将告一段落的重要标志。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然后出席冈山县的仓山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宴会。席间，李肇星向我报告，胡耀邦在今天清晨病逝。我让外交部向北京何时，胡去世消息得到证实。
我和钱其琛、郑拓彬等商量，访日已近尾声，不必中断。在答复记者提问时，我说“感到十分悲痛”。
我虽然不赞成胡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胡是一个品德高尚、守纪律的人，他对干部年轻化做了不少工作。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应日本国首相竹下登的邀请，从1989年4月12日开始对日本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行的除我的夫人朱琳同志外，还有钱其琛外长、郑拓彬外贸部长等重要官员。
今天，我们结束了在东京访问的日程后，由日中经济协会最高顾问冈崎加平先生陪同，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冈崎先生是大桥西岸高松县人，4月16日是他92岁生日。他不顾高龄，热情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诚挚之心实在令人深为感动。
参观大桥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耀邦是4月8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10时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京医院的钱贻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情稍为平静一点后，于下午2时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4月9日上午，我到北京医院去探望耀邦同志。主治医生钱贻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期。在医生的允许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劝耀邦同志，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时25分，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证实。当他在宴会上公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一时间，在宴会厅内中日双方人士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耀邦当总书记时访问过日本，平时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过许多事，有许多日本朋友，知名度比较高。我当即和钱其琛、郑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对日访问，立即回国？大家都认为，明天是我访日的最后一天，还是有始有终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断访问。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下午4时，从福冈登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访日观感。
6时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宁，主要是北大。
下午4时，我结束了对日正式友好访问，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来福岗机场送行。
下午6时20分，我们乘专机回到北京，姚依林副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到机场来迎接。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 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4月17日
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决定的意见。有五位同志发言，有些话说的比较尖锐。有的对在大学开设思想教育课不以为然，有的谈了经济和教育的位置问题，也说要认真总结40年教育经验与教训，本质上是教育救国论。
下午5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200余人到天安门送花圈。
经过五天的对日访问，日程很紧张，我虽然已经相当疲劳，但仍决定去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周谷城、丁石孙、雷洁琼、孙起孟和陈明绍在会上相继发了言。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次就教育问题的谈话，讨论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对小平同志讲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言的人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强调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党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有的人激烈呼吁要解决教师待遇偏低，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有的人谈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主张教育优先，认为只有教育上去了，经济才能上去；还有的人提出对大学政治课内容要进行改革，不必专门开设中共党史课，只要在中国近代史中设一章中共史即可。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同志讲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四· 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冲击新华门
4月18日
上午9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午9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应该通过加强思想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矛盾。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也参加治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
夫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亲子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李昭同志与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担任纺织局长，我担任电力局长，经常在一起开会、议事，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她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讲原则的老大姐。此时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她提出瞻仰遗体这样的要求，却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 3000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4时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4月19日
温家宝来电话，说李昭表态，治丧事宜一切按中央安排进行，就是不再坚持“只搞告别，不搞追悼会”的意见。
贾春旺说，学生一面游行，一面嘻嘻哈哈，高唱“红高粱”，看不出悲痛之情。
入晚，形势又紧张起来。去天安门的人比昨天还多。新华门前聚集有两三万人。北京市李锡铭来电话，希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对闹事分子态度应硬起来。晚11时半，我和紫阳同志通了话。我说性质已起了变化，应该马上研究。他说明天研究。至于对新华门前闹事情况，他说不了解，只要不打砸抢烧，我们就不采取行动。
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
上午，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李昭同志已向治丧办明确表示，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一切听从中央安排。这就是说，她撤回了昨晚对我讲的要求公开瞻仰耀邦遗容的建议，同意开追悼会。这说明，李昭同志还是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人。
安全部长贾春旺来反映北京学生的动态。他亲自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去观察，学生一面游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去世有什么悲痛之情。这引起我的警惕，说明学生游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戏，与当年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自内心悲痛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语。
到晚上，形势又紧张起来。今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政府的三条通告，单曲天安门广场的人比昨天还多。到晚上，新华门前聚集约有2万多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警戒线，在新华门前喊出“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等等口号，并散布大量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北大学生王丹向全国人大递交请愿书，公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等七条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给我来电话，要求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有一个明确态度。新华门前混乱情况愈演（此处可能有几行未扫描到）事的行动口号和纲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全文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抓紧印刷，要赶在胡耀邦追悼大会前发至北京。
4月20日
上午，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赵说，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赵提议悼词中增加”胡对干部年轻化的贡献“。我提出增加”胡耀邦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
昨天晚上学生冲新华门。许多同志认为性质正在变化。冲中南海，攻击领导人已超过悼念胡的范围。决定在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戒严。乔石说，要把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赵说，中国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评。
我说，性质正发生变化，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党要旗帜鲜明指出真相，把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我的意见并没有为赵重视。
上午，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并讨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会谈的方针。赵紫阳说，耀邦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这个观点我赞成。我提出在悼词中增加一段话，肯定耀邦关于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观点，他主张青年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都是正确的。我的意见被采纳。常委会通过了这一悼词草案。
常委会还讨论了昨天晚上学生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学潮的性质正发生变化。冲击中南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已超过正常悼念活动的范围。为防止学生再次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政要害部门，常委会决定，今晚开始对西长安街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闹事学生和群众栏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乔石同志提出，要把学生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常委会正式确定由乔石、温家宝、李铁映负责追悼会前后的学潮，维护社会正式秩序。赵紫阳说：处理学生闹事方针定了，第一线同志全权负责，难免有不周之处，除了问题，集体负责。赵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是：“只要不高打砸抢，就不采取行动。”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大多数学生尚处于中间状态，但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真相，把学生、工农和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很遗憾，我的意见没有为赵紫阳所重视和采纳。这是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会议上。
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字啊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下午，我找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来谈话。我提出在制定“八五”发展计划和十年规划时，要同时制定改革的长远计划。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赵紫阳同志对改革无长远打算，政策多变。国务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老师跟不上赵紫阳的变化，感到十分为难。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 1988年赵紫阳在主持经济工作中唱的“四季歌”：一季度“国际大循环”；二季度“闯过物价关”；三季度“物价翻一番”；四季度“治理整顿”。
邓小平同志3月下旬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萨维尼时就不点名地流露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邓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五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客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4月21日
晚7时，召开常委碰头会，讨论悼词。
晚8时许，5 万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使原来交通管制计划无法进行。次日晨3时，预订的清场也无法进行，只能与学生谈判，要他们向东移动，空出天安门东侧的汽车通道。学生答应了。为防止万一，军委调38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共调来两个师，都是老兵，不带武器，以免发生流血。
今晚7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耀邦同志的悼词。中央的悼词对耀邦同志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晚上8 时，5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门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
次日凌晨3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学生XX答应了，空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前月30米宽的XXXX。
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驻北京，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这次示威，不过是借吊祭胡耀邦，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时间的酝酿，胡耀邦逝世只是一个诱发因素”。
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经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
上午，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顺利进行，杨尚昆同志主持，赵紫阳同志致悼词。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向李昭同志表达亲切慰问。追悼会约40分钟就结束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仍有几万名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一起，滞留不走，不知他们在等候什么。
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译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月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我从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密切注视耀邦同志的灵车一路行动情况。当得知灵车一路安全通过长安街，到达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遗体火化后，我才放下心来。
今天上午，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院。防火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店洗劫一空。陕西省委来电报告中央称,陕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经中央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西安,维持社会秩序.
今天,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作为历次学生运动的教训,有必要建立新的学生组织”，“朝着‘全国团结学生会’方向发展”.
赵紫阳出访朝鲜
4月23日
11时,铁映来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他希望紫阳主持听汇报.锡铭也给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紫阳告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向他汇报吧.
下午一时半,我请乔石，启立，铁映等听汇报。锡铭，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校长或书记也来了。学生不满集中到一点，即追悼会结束后，有三个学生跪在大会堂东门外要李鹏总理出来接见，有人说，李鹏答应了，却迟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治丧小组澄清事实，却没有任何人说过李鹏答应出来。
下午4时20分，去车站送紫阳。他说，不是简化礼宾吗，你来破格了。我说，破一次值得，不是说我们不团结吗，送送可现实团结。
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晚上12 时，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谣言的问答，我发现一些文字和描述事实上的漏洞。我与李锡铭共同商量，问答不发了。发表澄清谣言的问答等于把矛盾引向中央，既然是利用谣言搞人身攻击，不必上圈套。
昨天晚上7时至今天凌晨，在长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批商店，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上午11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
李希明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从内行李十分赞成惜命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1时半，锡铭把背景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4时20 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知可否。
形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2领导人搞臭。
上海市委对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深夜找钦本立谈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将这期鼓吹自由（后面的没有扫描）
4月24日
早上听“美国之音”（偷听敌台？），说中国学生抗议警察施暴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民主自由。今天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占领广播室，有的要夺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谈了形势。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天电报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找北京市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工作。
下午5时，万打电话来，说北京市反映，形势非常严峻，对中央态度不明朗，很有意见。他建议开常委会。
晚8时，常委碰头会是关键的一次会议。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形势严峻，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北京市委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我们就能发动群众，挽回局势。组织上，通过乔、胡、李铁映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第一线处理学潮。
接小平同志电话，明天上午10时去见他。
据可靠消息反映，追悼会结束后，赵下午就去打高尔夫球，真是放得下心。
“美国之音”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北京学生为抗议警察“施暴”而举行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民主自由的消息，大有给学生打气之意。日本产经新闻也为之呐喊，说什么这是“群众性反体制运动”，在东欧捷克、匈牙利发生过，在中国尚属首次。在国内也有一些新闻媒体大加渲染，如科技日报登载《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赞扬学生在追悼会前后，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长篇报道。
中央给各地党委的电报已于昨天发出，人民日报也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化悲痛为力量》，其中指出“如果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就会给少数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可乘之机，危害四化建设的大局”。但是中央所有这些措施都跟不上形势了。事态发展很快，今天有34所大学6万余学生罢课。有的学生占领学校广播室，有的夺了学生会的权，有的要搞大串联，仿照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立“团结学生会”，街上也出现了大批小字报。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同志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对处理学潮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昨天中央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是老北京，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他主动表示愿意找北京市领导同志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向学生做工作。
下午5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8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
晚8时召开的常委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参加的同志有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会的有杨尚昆、万里，还有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影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局势严峻。首先在北京继而波及到全国的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李锡铭在会上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众发动起来，挽回局势。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散会时已是晚上11时半。
我接到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时小平同志约我和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警卫局的同志反映，22日上午耀邦追悼会结束，下午赵紫阳就去郊区打高尔夫球。由此可见，他对耀邦同志是毫无感情而言。对全国乱哄哄的局势，他却一走了之，令人不可思议，也发人深思。（偶不知所云）
这是一场动乱
4月25日
10时，去小平同志处。我和尚昆去的。他听完我们简单汇报后，讲了一篇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
中午，我根据笔记口授秘书，把邓的谈话要点整理出来了。下午3时，我再次召集常委碰头会，传达邓的指示。决定三大系统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传达常委会精神和邓指示精神。
秘书和警卫都劝我抓紧休息，不然难以持久。陈云也让许永跃打电话，要我注意休息。
小平同志家住在地安门大街前沿的米粮库胡同，是一座前后各有一个小院子的西式单层房子，离中南海只有5分钟的汽车路程。
10时，我和尚昆去小平同志处。（这人讲话真是啰嗦）小平同志听完我和尚昆同志关于昨天常委碰头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要采取的对策的汇报后，讲了一篇极有分量的话。以下是小平同志的讲话
要点：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这些人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受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苏联自由化分子的影响，起来搞动乱，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采取这些措施，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了时间。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精神污染，20几天就丢掉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现在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把动乱引到中学中去，稳定中学十分重要。他们会鼓动娃娃起来闹的。工人是稳定的，但其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农民没有问题。还要注意稳定社会其他各个方面。
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是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话是可以对的，但不能纵容错误的行动。纵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北京市的意见是对的。中央的态态度要明确，明确了他们才好办事。
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争取抓紧立法。（这个人真是阴险）他们现在就利用宪法中的集会、游行权利来和我们斗。北京不是有个“十条”吗？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约束他们。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争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然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我对布什说，如果中国允许搞游行，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360天，天天都会有游行，这怎么能稳定呢？没有稳定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如果出现“团结学生会”，就宣布解散。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惟恐天下不乱，把中国的希望搞成泡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甚至毁于一旦。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对有些人，要打个招呼。（喝茶？）告诉他们不要卷进去，不要继续搞了。不要等事情发展起来了，怪我们没有打招呼。科技日报内部有争论，要支持内部的健康力量。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报刊编辑要调离，负责人要解除职务，要坚决调离。必要时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骂。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罢课的6万学生中，不少是被胁从的，被阻碍不让上课的。他们搞的纠察队是非法的。我们要支持那些没有卷入的学生。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出现了“团结学生会”，要坚决采取措施，先警告，让他们自己解散，不服从就取缔。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一些人诚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吴祖光是第一批挨整的。
这次治丧活动处理是好的。现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昨天的决定是对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小平同志的讲话犹如一场及时雨，未处理当前复杂的局面指明了方向。
下午3时，我立即召开常委碰头会，传达等小平同志的指示。尚昆同志在会上明确表示，李鹏同志传达邓的讲话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常委会一致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十分重要，应立即传达下去。决定首先在三大系统，即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副部级以上干部中传达，内容包括小平同志今天的谈话的记录稿和4月24日晚常委会纪要。由温家宝同志责成中央办公厅印发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并及时整理邓的谈话记录，作为传达的依据。
傍晚，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为了缩小打击面，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我当即表示同意。我同时授权给温家宝同志，中央办公厅整理邓的那篇谈话稿时，你们认为哪些问题敏感，就先不往下传达。由于避免了争论，就争取了时间，两个传达稿很快发出了。按照常委会的分工，中央系统是由乔石，国务院系统是由田纪云，北京市系统是由李锡铭同志分别传达的。三大系统的传达都在25日晚间进行完毕。北京市因为身处第一线，在传达时还主动扩大到区县局级干部。为了落实小平同志要给吴祖光、于光远、苏绍智、胡绩伟这些人打个招呼的指示，则由阎明复同志去办。这次常委碰头会还写了纪要，赵紫阳的秘书×彤（原文不清楚）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议。由我签发，把24日常委会纪要和小平同志讲话记录稿密传到平壤，送给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
下午，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匈牙利副总理迈杰什·彼得。我在介绍中国的情况时说：“中国不搞多党制”，“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还说：“价格改革非进行不可，但步子不能走得太快”，“中国虽然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改变”。这是学潮发生以来，我第一次会见的外国重要客人，借此机会表明了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当前时局的看法。
以后才知道，党内支持学潮的人也不甘寂寞，就在4月22日晚上，与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同时，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根据赵紫阳临走时交待的意见，邀集胡绩伟、秦川、李昌、李锐等人开会。杜润生说，赵紫阳认为，应把这次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的进行。这就是说，从学潮一开始，赵就把学生闹事当做他确保和巩固自认为岌岌可危的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小人）
今天下午北大学生倡议成立“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声称“只要不达到目的，就无限期罢课。”美国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给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打电话称，北大、清华已罢课，你们交大情况如何？长沙中南工业大学一张大字报称：“解放后四十年是腐败的四十年”，扬言“要成立新的政党代替中共统治”。
四·二六社论
4月26日
《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胡启立和曾建徽来，送审一个电视新闻，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澄清我为什么没有接见学生的问题。新闻片软弱无力，我没有同意发表。
江泽民同志下令对经济导报进行停刊整顿，钦本立停职。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动动乱》（错别字真多）的社论。《社论》是胡启立同志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组织有关同志起草的。由于“四·二六”社论成为以后这场斗争的争论焦点，故将这篇《社论》全文转录如下：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道道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学生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治，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制度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的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不坚决的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社论》在昨晚由新华社发表后，全国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今天下午又召开了万人大会，李锡铭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上海动作更快，今天上午就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江泽民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前几天，在北京市街头出现的闹事学生小分队，今天不敢再出来活动了，街头的小字报已被清除。
我把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小平同志4月 25日谈话要点稿，于昨晚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同时还给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写了一封信：
瑞林同志：
小平同志谈话要点已整理出来。昨天已传达到常委及中央党政和北京市系统的负责同志。现把谈话要点送上，请送小平同志审阅。
李鹏
今天上午，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和圈阅了他的谈话记录稿，王瑞林把文稿退给我。王瑞林还写了几句话：“送小平同志看过，作了修改（用铅笔）。”小平同志对讲话稿重要的修改是：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编辑部要改组；二、耀邦同志是有错误的，他确实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提倡改革开放等等；三、要通过朋友的渠道给吴祖光这些人谈谈心，诚意地打个招呼，劝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尽力克制，不要处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以上凡黑体字均是小平同志亲笔修改的。（注：以上哪些是黑体的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心人能仔细分辨一下，我眼神实在不好…）
下午，胡启立和曾建徽同志来见我，他们带来一个电视新闻片，内容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来澄清李鹏总理为什么不接见学生代表。该片就事论事软弱无力，不能说明问题。这本来就是动乱分子策划的一个骗局，应理直气壮地予以揭露。我没有同意发表这样一个新闻片。
上海市委贯彻小平同志讲话很得力，江泽民同志亲自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报自由化倾向一向比较明显，他们准备在最近出版的一期报纸上，用几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一批知名人士在“胡耀邦逝世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多是宣传自由化思想，发泄对党中央的不满，极不利于局势的稳定。江泽民同志亲自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汪道涵同志作为导报的名誉理事长，也一同参加规劝钦本立停止发行该期。钦本立一方面同意停发，一方面又提前印出发行。海外电台对此大肆加以渲染，说导报被没收或查封，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上海市委指出，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市委施加压力，这完全是徒劳的，动摇不了我们推护安定团结的决心。4月26日上海市委作出决定，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并向该社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
晚11时， “北京高校临时联合会”发出通知，25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会合。亚洲华尔街报刊登方励之主张，“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
今天还接到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发来的电报，他是看了中央给他的两份电报，即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和25日小平同志谈话记录稿后回电的。以下是赵紫阳的回电：
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赵紫阳
1989年4月26日于平壤
闹事学生大游行
4月27日
学生游行队伍还是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冲过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沿途口号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过天安门城楼后，一直东去。晚10时才逐渐回校。游行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老党员认为政府太软，积极分子觉得窝囊。而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则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抓一个、打一个，没有发生流血。
从战略上讲，《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胜似百万雄兵。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事情要一下平息下来是不可能的。
晚9时后，我的大琳乘车返万寿路，在复兴门遇到学生阻碍，司机灵机一动绕道南行。
北京闹事的学生游行队伍今天终于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由学生队伍带头，沿途也夹杂一些北京的市民和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员，汇集成一支游行队伍，冲过公安和武警设立的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广场。今天游行学生的口号变了，再也没有为胡耀邦平反、为反自由化平反一类政治性的口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打倒腐败，打倒官倒”。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注视游行队伍的动向，原来估计游行队伍会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后，并没有停留，一直向东长安街去，到达建国门后开始分散，晚上11时左右，各路游行队伍陆续返回学校。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往游行的人潮。
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一批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集团。学生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标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后来才知道，发现这个指示就是方励之、李淑贤，他们给学生头头王丹带话，“明天游行口号要变。”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美国国务院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在今天的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晚9时后，我和朱琳乘车由中南海返回万寿路家里。临出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一群学生企图在我回家的路上拦截我的汽车。果不其然，当我的座车行至复兴门时，一群学生堵在车队前吵吵嚷嚷，企图拦车。警卫参谋赵留江和杨晓东下车观察情况，司机刘继宗灵机一动，调转车头绕道南行，顺利返回万寿路。
4月28日
9时半，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11时，去尚昆处，他也不主张撤回军队。
下午3时，我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总的，肯定《社论》的作用，方针仍然是稳定北京，争取中间群众。估计学会僧呢个“五·四”要游行。仍然采取层层劝阻，但避免流血。决定由袁木出面对话。
今天我搬到中南海里202室。
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对李本人也不是多恨，而是恨支持他的老人。
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下午3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施压。他们准备利用“五·一”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争取中间群众。
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通稿，题为《北京近日出现一些似是而非传闻，有关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实真相》，刊登在今日首都和全国各大报刊上。消息例举了所谓李鹏总理拒见学生代表的那件事，说明这件事纯属造谣。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来澄清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闹事学生的口号已经改变，那时口号是“为耀邦平反”，现在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
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全。中央警卫局研究后，让我们一家搬到中南海。我们住的是二〇二号房子的配房，朝南朝东。宽大的正房仍然留作中央开会和接待外宾使用。
晚上，李铁映来，他认为中央应该对动乱有一个大的战略布置，我认为坚决制止动乱就是大战略。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送来一份材料，是陶斯亮与一个自称是“北大温和派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陶斯亮是陶铸同志的女儿，统战部一位副局长，与学生界有交往。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
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称，布什总统对中国学生游行的看法是：“相信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
4月29日
上午，去乔石、胡启立处，商量“五·四”游行对策。北京市提出组织游行方案，启立提出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下午3时，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讲话。他只一般提安定团结，但没有讲学潮和动乱。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日战术上失败，学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
下午3时，我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讲话，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团结问题，但对有针对当前的动乱讲几句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动乱虽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说“四·二六”社论说的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人与大多数学生区别开来。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据反映，这次对话产生一定的效果，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何东昌同志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彭真认为：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4月30日
10时，去车站接紫阳同志。
下午4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10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4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4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后来得知，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下午6时半，我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杰通加，他是参加亚洲银行年会后，顺道来华访问的。会见后，我为他举行的晚宴。
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中国政府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不是代表学生利益的对话。北大张贴大字报说，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是学贼。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党，这是共产党遇到的困难。”
中央再次激烈争论
5月1日
下午3时，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讨论“五·四”预案。决定对天安门交通管制，保证亚行会议的顺利召开。对学生游行进行劝阻，对机关、居民动员不上街。
赵讲了四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
如何评论4月26日的社论，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对此也不否认。尚昆说，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是多年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说，许多人不理解，因为揭发还不够。
阎明复要求赵查清后带头让儿子退出经商，赵未语。
姚说，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话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
我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动乱，重申反对自由化，不承认非法组织。
上午9是，我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全国第三次环保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下午3时，由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青年节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流行。
关于如何评论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问题，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社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也不否认这一点，《社论》是他组织起草的。北京市的同志在发言中对《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还揭发得不够。赵紫阳讲了四条意见，一、同意24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原来的组成，并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做学生复课的工作，他认为这对学潮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还说在他出国期间，中央在李鹏同志主持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理解，既然赵紫阳明确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讲话和4月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那就是他也同意关于动乱的定性。
在讨论中，同志们发言很热烈。锡铭同志认为对闹事学生组织的“团结学生会”觉得不能承认。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赵紫阳说，他要求中央立案，审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为，但他无力劝说儿子退出公司。这是，阎明复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激动地说，赵紫阳同志应下决心主动查清，带头让儿子退出商业公司，否则授人以柄，使中央陷于被动。阎的讲话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对阎明复的建议赵紫阳沉默未语。依林同志说，往更深一层去想，这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用对话办法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发言，要求紫阳在“五·四”青年节代表中央讲话时目前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动乱，并且明确重申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不承认学生的非法组织。我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处于中间状态，争取中间力量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己队伍要坚定，二是对敌对势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对动乱定性态度不坚定，必然动摇军心，拥护党的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内部一场大辩论和大争论，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
4月30日，北京市委李锡铭等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效果还好。北京经济学院一位学生要求市领导公开自己和家属的收入。锡铭当初进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两女都是一般干部，收入有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要求对学潮有一个正确评价，不能把罢课和游行说成动乱。锡铭说，《社论》中说的“动乱”，是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同学们不愿听“被人利用”的说法，但确有人想利用你们把国家搞乱。据了解，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对话，在学校、机关、企业、军队和一般家庭都从电视中收看了袁木、何东昌以及北京市领导同志与学生的对话的实况转播，并成为中心话题。关于对话，总的反映是好的。从对话中，许多人了解到党和政府对当前局势，对学生提出许多问题的态度。大家在评价对话时，认为政府方面回答问题是实事求是的。
“上海高校联合会”宣布成立，公告5月2日举行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美国世界日报称“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社会”，“美国不论官方或国会、舆论界都深恐这次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受到镇压”。
5月2日
上午，找罗干来，让他告诉启立同志，研究非法学生组织清远市的对策。学生七条要求降低了，但中心是要承认其合法性，为“五·四”游行找借口。
我的心情总是静不下来，为我们党腐败感到十分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现在攻我的是，周总理可以出来见学生，你为什么不可。我出来，等于承认非法组织，把自己推到第一线，不能上当，也不为闲言所动。
必须恢复正常的国务活动，不能完全陷到处理闹事中去。邓也说过要分两条战线。
上海学生下午已开始游行。
上午，我找罗干同志来研究，研究昨天非法学生组织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比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提出的七条要求调子降低了，不再提为耀邦同志平反，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组织的合法性。我们分析，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
今天是加入，天空晴朗，风和日丽。10时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布，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我在想，经济上的私有化与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么关系，他们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吗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将绝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
赵紫阳已于5月1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以希尔，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后才知道，5月2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下午我处理了大批积压的文件。国务院日理万机，必须恢复正常工作，不能长期把精力完全陷到处理学生闹事中去。小平同志说，一条处理动乱，一条战线抓日常工作。
法国费加罗报：“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拥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应当向对待苏联、匈牙利、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促使她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她走向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