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大会上做演讲，说到中国有两位“圣人”。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实，在他那里，两人都并不怎么“圣”。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他发动的，将“圣人”和“乱臣贼子”并提，史上未有先例。对于鲁迅，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由他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成过去；及至1957年反右前夕，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假如鲁迅活着”的提问所作的坦率的答词，充满专政意味，不免令人震悚。

不过，官方几十年来对鲁迅一直维持“三个家”的正面评价。出九十年代，“告别革命”之风旋起，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的学者趁势将各种恶谥加在鲁迅头上，大张挞伐，以至于把他的作品清扫出教科书之外。几乎与此同时，“国学”大热，“新儒家”沉滓泛起，孔子再度袍笏登场而成摩登圣人。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不少地方举行祭孔的盛大礼仪，“孔子学院”多达四五百座，遍布世界各地，有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向世界“输出革命”一样输出“儒文化”。

古今两“圣人”在当代思想场域中的升沉变化，隐约透出某些历史的玄机。但是孔子和鲁迅的阐释者，大抵埋首于个案研究，并不曾把他们的思想言论置于更廓大的历史语境下进行比较，居间将玄机说破。在比较思想史的意义上，王得后先生新近出版的《鲁迅与孔子》，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王先生承了五四精神的余绪，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著作建立在“为人生”的基础上。它既是学术性的，又是启蒙性的。王先生认为，孔子和鲁迅都是为人生的，而且都是为了改良这人生，但接着指出：鲁迅与孔子的思想的全部差异，仅仅在于改良之道的不同。按照鲁迅关于我们“当务之急”的意见，王先生把人生分解为“生存、温饱、发展”三个根本问题，其中又参考了孔子“三纲”中的男女、父子、君臣三项，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作者从《论语》和《鲁迅全集》中找出相关的思想断片，《论语》还配了四家译文，以利于青年阅读；然后逐个梳理、阐述、比较、批判和总结。问题意识在这里是支配性的。由问题构成不同章节，每章结构大体相同，有如俄罗斯套娃，层层叠加，从多个方面凸显作为中国新旧文化代表人物的分歧所在。

孔子和鲁迅处于中国封建专制历史的首尾两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转型时期。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维护一种封闭的、僵死的专制等级制度，鲁迅却在极力促使据说是“天经地义”的既成的秩序趋于瓦解。孔子培养奴隶道德，鼓吹苟活，抹杀个性，甚至灭绝人性；鲁迅对民族的奴隶根性深恶痛绝，终其一生，争取自由、平等，人的解放。孔子求“仁”，实际上是辩护“王道”的合法性；但无论对于“王道”还是“霸道”，鲁迅的抨击同样不遗余力，他主张“立人”，以人的生命个体为本位，建立“人国”。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人”的地位只能从争取中得来。“斗争”，在他那里是一个“关键词”。一方面，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另方面，斗争也是一种自觉意识。唯有斗争，才能改变奴隶的地位，在一个专制政体之内，主张无条件地取消一切斗争，只好沦为万劫不复的奴才。对此，王先生在书中特别强调，反复申论，可谓深得鲁迅思想的精髓。

譬如“争食吃”问题。王先生从人的物质生命出发阐释鲁迅的人学，认为“争食吃”是与温饱相关，几近“生死”的大事，由鲁迅提出来，反映了他本人的一种相当稳定的思想。书中分三个层次阐明鲁迅的这一思想：“争食吃”是谋生，“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第二，“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在本能之上，作道德的考量；第三，“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王先生特别引用了鲁迅多处关于人类处于非常环境、非常状态中的行为的异端看法，指出：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鲁迅是认同做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做些损人利己之事”的。结合鲁迅关于人类在一般及特殊情况下“争食吃”的思想，其中有一段很出色的发挥，说：“饥饿的一群，是弱势群体，忍饥挨饿到极致，惟有饿死而已矣！倘若性质强悍，愤然而起‘争食吃’，不仅可以免除暂时的饿死，恐怕也可能开出‘社会’的改革新途。从社会层面而言，‘争食吃’是对于社会贫富悬殊的反抗，对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的反抗，是对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抗，完全是正义的，这也是行将饿死者‘革命’的权利。”从“争食吃” 说到群体反抗的正当性，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合法性，这与今日“文化山”上宣言“告别革命”的学者是大两样的。

在讨论“争食吃”时，王先生连带说到竞争上岗，竞聘职务，说到今天数以百计的人竞争一个公务员职位的例子。像这样洞见现实，适时介入，书中随处可见，比如特权问题，大学教育问题，文化复古问题，“假冒伪劣”问题，歧视妇女问题，就业或下岗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农村世界”问题，自杀问题，等等。中国当今社会的这些问题，无论是援引文献资料，还是来自日常经验的累积，在书中，都是围绕题旨进行揭示和批判的。全书结构严谨，论证缜密，讲说《论语》部分还颇显露一些考据功夫，但是，当直面现实时，王先生完全无视学院的成规，慷慨为文，甚至出格地使用一种杂文笔法，以抒内心的愤懑。

关于编写本书的学术动机，王先生说是为了探查“弘扬传统文化”的底细，实质上是通过“刨祖坟”，从根本上批判“今天新一代孔子之徒”。王先生坦言一生研读鲁迅，尊崇鲁迅，虽然其中不无质疑和困惑，却是力求以鲁迅的意见为标准的。正如王先生在书中所描述说的，自80年代末的一场“风波”过后，一群少的老的识时务者，纷纷谴责新文化，特别着重谴责鲁迅“激烈”、“激进”、“极左”。王先生一反时流，开篇即明确指出：“鲁迅是新文化先驱，是终身守护新文化，创造新文化，为扫荡妨害新文化成长的谬见而不遗余力、奋斗不息的一个先驱，有是文化先驱中最富思想、最有思想业绩的一个。”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宣传不同，这也仍如他所说：“鲁迅思想及人格的根本特质，在自觉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奴隶站在一起，为争取‘人’的资格而奋斗终身。”他面对学界，义正辞严地发问道：

……“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一切谴责鲁迅主张斗争的学者，一切反对鲁迅咬紧牙关苦斗的教授，一切好心淡化、抹平鲁迅斗争的思想的人，请你告诉我：对付人间的压迫、歧视、侮辱、不平，受苦受难的人们，应该怎样？您给了他们/她们什么？现在，我们是不讲“阶级”而只讲“阶层”，我不懂德语，也不懂俄语，不懂英语，不知道“阶级”这个词在马克思的字典中，与“阶层”的根本特质的区别。当然，我们现在更不讲“斗争”，只讲“各阶层利益”的“博弈”。 “斗争”与“博弈”的根本特质的区别在哪里呢？恰如“下岗”、“待业”与“失业”的根本特质的区别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博弈”也是一种“斗争”。要之，消解鲁迅用斗争实现人道的思想，消解鲁迅对黑暗势力的斗争以实现发展的精神，是对鲁迅的背叛。无论什么高谈阔论，都是花言巧语，都是帮闲帮忙帮凶的作为。

世间大约有两种学者：一种是“教人死而不是教人活”的学者，还有一种，则是“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学者。前一种把“人生”拉向“学术”，用各种知识和文化符码制造镣铐，以驱使服务于权力或无形之“道”，但是又极力摆出平和、客观、超脱的模样来。后一种使“学术”、“知识”服务于人生，并助人生改善，但因此必得克服现实中的诸多阻障，故多不平、反抗挑战之音。《鲁迅与孔子》的作者明显是后一种学者，为人生的学者，战斗的学者，与鲁迅是同一个精神谱系的 ——虽然鲁迅连对“学者”一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感。

为了辩护新文化，王先生把老子、庄子、墨子、法家、佛教的思想都一并算在“传统”里，认为孔子、儒家不过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端，“正统”的一端，以此力证五四并非“彻底反传统”。其实，“彻底”又如何？“决裂”、“断裂”竟有如此的可怕吗？儒、道、墨等思想流派不论差别如何，应当承认，它们都不过是小农经济及专制政体下的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各个不同的子系统。五四的前驱者力图凭一代人的努力，推翻两千年的专制思想的统治，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挑战的勇气有什么可嘲笑可詈议之处呢？作为一场社会运动，一时间根本无从对何为“传统”作学究式的鉴别，无非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表明一种叛逆者的姿态而已。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尽相同。五四所张扬的观念是现代自由民主的观念，人权的观念，与传统观念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一种思想口号，“反传统”无论如何“彻底”，事实上都只能做到局部的消解；在“反”的过程中，革命力量与传统势力往往交相渗透，达致新的整合与平衡。传统的力量从来要比革命者敌意的描述强大百倍，正如鲁迅所说：“改革一两，反动十斤”。许多貌似稳健的反“激进”、反“斗争”、反“革命”的理论，实质上是传统的一部分；说五四反传统太“全盘”，太“彻底”，无非借口而已。试看五四已过去整整90年，反观当年之“反”，何“彻底”之有？古老的幽灵不是纷纷打回老家去了吗？

可惜在锋刃下面，王先生给善钻的学者留下了一个小缺口。自然，这缺口无损于《鲁迅与孔子》之为一部战斗的书，批判的书；尤其当“国学”从讲坛进入社会，闹得乌烟瘴气的今日，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