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香港机场逛书店，看到整整一大片书架上，足足有四十多本新书，几乎全部都是揭秘中国政府、政务内幕、领导人情况的，顺手翻了几本，发现这些揭露的“内幕”如果放在西方国家的话，你都可以到政府档案馆去查阅，在中国却成了“秘密”，养活了一大批书商。这几天，我又到了海外，结果碰上的“专家学者”满嘴都是有关中国高层会议与人事安排的“内幕”，大多是推测与瞎胡扯，不觉感叹道：一个不透明的中国政府，造就了多少变态的“专家学者”啊……于是，想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到的“知情权”。
在胡主席提到的“四权”里，“知情权”是放在另外三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之前的，那么，什么是“知情权”，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呢？
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引进过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与美国。但大家不要误会了，“知情权”这么重要的民主原则与公民权利，并没有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宪法赋予民众的。至少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宪法中都没有这个耳熟能详的词语。
就拿美国来说，“知情权”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法律正式认可的，当然，在这之前，民众以及新闻工作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揭露与揭秘政府行为与档案，民主的理念中也始终有“知的权利”这个说法。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认为他们选出的政府做事当然应该公开、透明，可是，在现实中，在没有法律保护公民“知情权”的情况下，要做到真正知情，实在是有一定困难的。
美国以法的形式彰显公民的“知情权”是从“联邦资讯公开法”开始的，这部法1966年获得通过，1967年开始执行。签署这部法律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尼迪遇刺后的继承人）赞誉这部法律“让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能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
有了这部法律和没有这部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你去政府查档案，询问会议结果与决议之类的，他们会告诉你：无可奉告。你如果再问，他们甚至会把你赶出去，怀疑你问这些东西的动机，甚至威胁要告你妨碍公务。有了这部法律，你就可以去要求政府公开相关资讯，他们如果问你，你要这些资料干啥？你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无可奉告。——即便你“无可奉告”，他们还得乖乖地向你奉上你索要的资讯，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可见，要想落实公民的“知情权”，首要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也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的行为。可是，有了法律就万事大吉吗？当然不会，美国公民（尤其是媒体人）的“知情权”并没有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就得到了保障，知的权利甚至没有因此而扩大，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有决策我有对策”，大家知道，再公开的政府，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例如涉及到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人事细则、法律调查等等，就不能完全公开，而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尤其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正是利用这条法律后面附加的“九条例外”大做文章，弄得那些想去查阅政府档案的记者焦头烂额。
不过，美国媒体记者与活跃的公民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从来不吃“嗟来之食”，更不会对政府公布了保障他们的知情权的法律感恩戴德，他们知道，如果你不去实行，不去推行，不去探寻法律的边界，把自己的权利扩张到最大限度，那法律随时会成为政府用来对付你的双刃剑。于是，我们看到过去四十多年里，美国人常常拿这个法律作平台，想要跳得更高和更远。你说国防部的一切都是保密的，那好，就有记者出来挑战你，要求你公布国防部每年用于给士兵购买擦屁股的卫生纸，一共花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是否有收回扣现象？这你总能公布吧？
没想到，国防部连这个也找到了保密的理由：你要是知道了一个人每天用多少卫生纸，又知道了我们一年给各个驻地的士兵供应多少卫生纸，两个数字相除，不就知道了我们某个基地的驻军人数？那可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绝密啊……
这种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一旦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当然就遭到了的美国民众的一致嘲笑，结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大多是记者）不停地站出来挑战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国家安全”底线，终于，连国务院与国防部也招架不住了，只好也开始政务公开，趋向透明，结果，公众终于在媒体上看到了国防部某个水龙头的采购价高达1000美金，一个马桶盖的采购价是400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与民众对“知情权”的推动给我的启示是，政府不能只靠“仁政”来取信老百姓，必须得靠法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民众呢，有了法律还不够，还要去使用法律，用法律来对付政府，来保护自己。
胡锦涛主席之所以把“知情权”放到其他三权至上，并不是它最重要，而是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公民缺少了“知情权”，就根本无法谈什么“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你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去参与？你什么都搞不清，又如何去自由表达？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又如何去监督？
中国的政府的政务公开这些年有一定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立法，完善规章制度，公民也应该主动督促、推进、甚至挑战政府，要求他进一步公开政务，打破各种黑箱操作，以此扩大公民的“知情权”。
杨恒均 201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