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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中共中央党刊《求是》杂志刊发署名文章,呼吁以苏联极权政体垮台为鉴,维持并加强党对媒体的管制。文章称,“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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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评论认为,此文应代表了中共某些高层,尤其是宣传系统最高负责人的声音,是为了抵制民间对媒体改革、新闻自由的呼声,为中共的党管控媒体的做法辩护。文章署名“赵强”,应为化名。
作者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新闻改革斥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认为其关键是“让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最终导致“舆论失控”。
文章说,在戈氏的新闻改革举措下,“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苏联的法令,更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
作者认为,这一做法,导致对苏联社会阴暗面和苏联历史的负面报道纷纷出现,“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作者引所谓学者观点认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提出,,“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
总而言之,“舆论失控”是苏联当时的政府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作者又说,“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作者提出,这对“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般而言,89年之后,中国政府对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变化保持低调,在外交场合往往称“尊重各国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因此,在如此高级别的公开出版物上,如此直白地对俄罗斯和苏联的政治变动给予近乎谩骂的评价,实属罕见。
不过,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的主流政治家,似乎并不象这位中共理论家这般解读苏联的历史。
2000年2月,普京竞选总统时曾引了一句俄罗斯人常说的话来评论苏联帝国的解体:“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此后,在访问德国期间,接受《德国电视一台》和《南德意志报》采访时,普京更进一步谈了对新闻自由的看法,他说,“我们(俄罗斯政府)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普京说,“目前,俄罗斯有近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系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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