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原

早上不到六时，我赶到西单坐机场大巴赶往北京国际机场，准备搭乘上午九时二十五分航班飞去东京。

这次去日本东京，是应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邀请。访问活动的内容是，与大学教授和日本律师作学术讨论，同时参观日本的司法机构。

七时许，我到了机场T3候机大楼。吃了早餐后，我进入国际候机厅过边检。七时四十分许，轮到我过边检了，边检警察把我的信息输入电脑，问我是不是曾挂失过护照？我答道没有过。他让我进去等一会，就叫人把我证件拿去查验。过了一会，又有边检警察过来，叫我叫到一间“询问室”。“询问室”不足五平方米。

我坐了下来，边检警察则站在我面前不走。我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边检警察以为我要打电话，就说不能打电话。我反问，不让打电话，你可侵犯了我的通讯自由权。我再问他，何时能查完？他说不知道，反正会给你说法。等了十几分钟，一“边警”进入换班。我再问，为何不让出境，何时能查完？他是一问三不知，好似一个机器人。

8时许，比我晚到机场的一个新闻评论人打来电话，说他已经顺利过了边检了。我告诉他，自己还在询问室被“软禁”着，边警在打电话等待北京市公安局指令。

8时20分，一个女边警进入“询问室”向我宣布北京市公安局指令，以我“出境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出境去日本。女边警宣布指令后，就把护照、身份证、登机牌给了我。随同而来的游行社人员，说要帮我去办理退票手续。我没有同意。

我要求边警出具不让出境书面决定，得到的答复是，边检无法出具，只作口头传达。我要他们派车送我回去，他们说没有办法。

我个子小，说话声音可不小，他们劝我不要么冲动。我说，你们执法不守法，让我这个律师心里无法平静。也许我太过激动了，有边警说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应该要加以克制。

后来，有一个边检领导过来，劝我进他办公室坐一坐。他说，边检只是执行命令，具体不了解是原因，如你要反映应找北京市公安局。我说，你们不给出具书面的决定，我凭什么去找北京市公安局要说法呀？如我去找北京市公安局，他们不认账下过这样的指令，我又该去找谁？边检领导称，北京市公安局会认账的。他还建议我，一定要去找北京市公安局，看看到底是因什么事限制出境。以防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边检领导称，机场边检隶属于公安部，但北京市公安局有不让出境的指示，他们是会执行的。他说，中国法制还不太健全，有些事情要慢慢来。我反驳道，中国的法律很多，已经很完善了，问题的关键是，执法机关“执法不守法”。

我又问，这样的限制要到何时解除。边检领导称，他们不只道，只有去问北京市公安局。边检领导问，有没有想过为何要限制你出境？我答，想过呀，搞不清是为什么事？不知是什么事把北京市公安局给得罪了呀？

九时二十分，一边警进入办公室，叫这位领导去开会。此时，北京飞往东京班机开始起飞。

我离开办公室后，接到徐叶打来的电话，说艾未未到了T3航站楼接我。

我去日本早稻田大学作学术访问，北京市公安局凭什么就怀疑我参加学术活动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用如此之大的帽子限制我出境，这不是搞“有罪推定”吗？希望北京市公安局给我一个说法。你们随便给人戴“政治高帽子”，这可是“文革”的哪一套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