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转载自陈永苗先生。文章纵横，但稍显学术。如果通俗一些，会更好看，会更有力。面对总有人跳出来说老百姓是喜欢传谣和信谣的问题，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反驳。老百姓难道真的很愚蠢，愚蠢到总是莫名地传遥和信谣？如果真的这么可悲，这种愚蠢，又是谁加之的？
假定乐清钱村长“被车裂”是谣言
文| 陈永苗
一看到乐清钱云会村长“被车祸”的相片，我就想起一场来自乡土的，又古典又现代的“车裂”或者“斩首”。这种来自民间黑恶势力的“重典”，分明有古代皇权的幽灵在复活，以这种残忍和悠远的惩罚，民间黑恶势力以这种其不可名状的恐惧感和古老传统，加诸于抵抗的村民头上，让其从内心深处恐惧：权贵集团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用心，与911恐怖分子用高科技撞击世贸双塔，以摧毁美国强大意志，异曲而同工。民间黑恶势力与恐怖分子都动用了超日常的力量，以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这是一场意志的战争，精神的战争。
美国的陪审制度，证明对于事实的认定，只有一般生活经验的陪审员，比从业经验丰富的法院，更加接近真相本身。网络上几亿的网民，都是有一般生活经验的陪审员，构成了巨大的网络陪审团，他们对乐清钱云会村长“被车祸”的事实认定，更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仅仅高出司法独立国家中鉴定专家，更是远远超出司法不独立和维稳体制之下的专家一千万倍。
退一步说，即使是谣言，我也支持。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之下。谣言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对政府而言，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明清对官员的纠察，可以闻风而奏，也就是不需要真实证据，御史就可以参奏官员。谣言在针对强势者的时候，能起很大作用，例如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正是对英国的无边恐惧，造就了谣言，而没有谣言，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水至清无鱼，过分要求民众理性，并且将非理性行为定罪，例如说成上访，或者违反治安条例，或者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歇斯底里地抨击民粹主义，视为一种献媚舔屁股的官粹主义。这种官粹主义预设了官民矛盾的消失，这是天下最荒唐的精神分裂症。我经常抨击这一些人是自以为牛逼的傻逼。尤其在没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组党等政治自由的体制之下，更是对普通民众构成一种大多数人道德暴政的迫害。
民众的非理性，妒忌与怨恨，只要限定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或者组党等法律之下的自由形式之中，就是无害的，甚至在广场之上，也并不一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只要没有诉诸于直接的暴力，对于官员和政府而言，都没有直接损害。
即使官员是无辜的，或者微有瑕疵的，其下台和承担责任是其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骚动对于自由和国家本身是有益的，这在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写得很清楚，不仅罗马，而且英国，美国都是利用骚动和民众的非理性，为其国家利益服家务。
因为国家利益与官员本身是一种潜在的敌我矛盾，如果不用一种低成本的民众压力抵制住，潜在的敌我之分，就会变成严重冲突，官员就会变为官僚专政，人民就会变为刀板上的鱼肉。有了政治自由，民众的骚动和非理性就化腐朽为神奇。没有政治自由，制度上和道义上对民众的压迫，都会是高压锅压力越来越大，最后聚变成为一个核武器。
在共同体内，总是要有一个阶层要被不那么公正对待的。如果不是对官员不公正，则必然是对百姓不公正。对官员不公正，官员有退路，对百姓不公正，百姓毫无退路。级别越高，应该承受越不公正。在法律中，就有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由政府举证，证明自己“清白无辜”，还有刑法中“巨额财产不明罪”，只要官员无法说清来源，就有罪推定。
当官应该是一种高度危险作业。死亡和其高度危险，降临到贪官身上的时候，他就知道在世间的各种胡作，皆是虚空。古代皇帝上生杀大权，那是对官员的，动不动就杀官员，有利于民。害怕被杀，就别当官。又当官，又捞好处，又不冒风险，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正如欧洲中世纪政治学说中对国王有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的区分，政治身体是指国王这种职分，而自然身体是指国王的肉身。国王的肉身或者私人欲望如果玷污了权威，就成了暴君，杀戮暴君是一种义举，是正义的行动。现代政治中也是延续职位与官员的区分，政治权威与官员的个人道德权威的区分。损害了官员个人的私人利益，反而增加了职位的权威，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贪污被抓，韩国总统贪污自杀，这一些都增加了总统职位的威信，和民主制度的进步性。除非这个体制就是坏的，不好的，严重依赖于官员个人的人治，政治权威没有自己独立的另外的渊源，必须匍匐于官员肉身之上。如果是法治的话，那么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官员的腐败堕落十恶不赦，即使出现了，还是不会影响政治权威本身。（陈永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