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频发，“为党与政府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间的分际越来越明显，以前知识精英那种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状态的空间日趋狭小，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大。退守书斋还是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一些养望多年的知识精英必须小心面对的问题。
作者：何清涟
这次乐清钱云会之死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为背景的土地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出乎人们意外的结果，即网民围观几个乐清观察团。其风评结果完全出于当初勇于任事的几个观察团成员意料之外。
许志永作为领队的公盟观察团在24小时之内作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结论，导致许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当局控制一切证人证据，并让证人处于巨大恐惧之中时，公盟报告所做结论过于轻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其余几个观察团分别审慎地作出了结论。王小山与屠夫的调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调查纪实则称找到新的证人，证明是谋杀，并已与证人签订保密协议，证人表示候中央调查团下来之时愿意作证。于建嵘的结论是：他不具备刑侦能力，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无法作出裁断，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问题。艾未未从“程序正义”出发对观察团调查过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于建嵘作出这一结论我并不意外。因为凭他的政治智慧与他一向的社会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这种谨慎自持的表态，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也很清楚如何拿捏发言的分际尺度。然而后来的围观却表明，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于建嵘遭到各种强烈批评，推友文涛@wentommy发出“十问于建嵘”，包括：对事件性质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个人身份还是公干？对乐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临的民间压力之大，从推友张辉@zhanghui8964的话足可蠡测：“:于建嵘这几年为民间抗争群体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攒起来不少，但乐清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骂得如此之惨烈，甚至连个人品质都被人们予以定论，似乎就这样翻身无力了。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综合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围观者对于建嵘不满的根源在于：希望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利用他在体制内“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源”（笑蜀语），促成乐清事件的解决。这其实也是于建嵘领衔的观察团的一些成员出发前满怀信心的许诺。但于建嵘之后的作为让大家失望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对公共人物产生这种要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在兼具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中国学者当中，99％的人无法满足这种公众期望。
公平而言，这一局面并非于建嵘本身原因所造成。问题的产生首先源于国内各界人士对于建嵘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于建嵘本身的定位与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补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如上访制度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及社会冲突的调查，从未脱离这一身份定位；邀请他参与的人士看中的也是于建嵘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各地方政府对于加以礼遇，原因也出于此），但围观者却因他的研究产生错觉，认为他是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民请命的人士；也有一些虽无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有见识的“智囊”间或也会做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智囊”群中，前一类人士因其稀缺，常会导致民间对其社会角色产生误解。我觉得于建嵘属于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的智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没有否认与隐瞒其智囊身份；在智囊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者未产生严重的角色冲突时，他当然也愿意承担后一角色的责任。问题是乐清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其藤蔓枝叶还延伸至中央高层――，问题之复杂已远非于建嵘能够游刃于其间并能“化解”的。
上世纪90年代直至本世纪零年代，在政府与民众矛盾不太激烈之时，知识精英可以选择做“蝙蝠”，所谓“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种类归属状态：亦禽亦兽，非禽非兽。这种状态比较讨巧，能够左右逢源，运气好时，政府认为这是知识精英在提“建设性意见”，民众也以为他们是“为生民请命”。许多知识人也追求这种状态，甚至凭借体制外积累的名声轻易获得了体制内资源，升格为学院院长、博导，还得到不少来自国际社会的机会。但此次乐清观察团所引起的围观，说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边缘知识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会运动中，知识精英能够高高在上提供见解与理论的时代行将过去。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频发，“为党与政府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间的分际越来越明显，以前知识精英那种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状态的空间日趋狭小，政治风险也越来越大。退守书斋还是参与公共事务，可能是一些养望多年的知识精英必须小心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