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尼斯、埃及的变革看中国的维稳

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迫使总统下台

新年伊始，一场＂茉莉花革命＂震撼世界；突尼斯人用自己的勇气、奋斗与牺牲，向世人表明那种“文化决定民主论”的局限，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是普世的，也揭示出“经济发展至上主义”的遗患。最近，埃及人持续多天的抗议，将这场“阿拉伯的春天”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潮，统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政权的结束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一系列事件，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政治和文化精英还是对西方世界影响都极其深远。从中国网民的热议，到阿拉伯世界其它国家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风潮，再到西方对以往对阿拉伯世界政策的检讨都可为一证。地缘和国际政治在二十一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动。

统治者高估自己

这些事件及后续，可思考和观察的内容很多，但其中让笔者再一次非常感叹的事情之一就是：专制者们永远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低估人民的勇气；他们那种与人民的疏离、自大和愚蠢、应对手段几乎都是如出一辙，惊人地相似。

以突尼斯来看，从１２月１７日布·阿齐兹自焚社会风潮兴起，突尼斯官方反应的三部曲就是：一，栽赃诬陷——“境外少数极端对分子蛊惑、阴谋”“ 极少部分极端分子试图摧毁国家的稳定”（读者不要误会，此处不是牵强，都是按笔者听到和看到的报道直译而来），二，镇压、拖延、收买——官方出动大批警力镇压的同时，本·阿里竟然在出逃前两天的最后一次电视讲话里还在声称要在几年内创造“３０万个就业机会”试图以此平息人们的愤怒。迷信经济至上和人民的感受隔离到此程度，也就难免不被人民赶下台了。三，携财外逃——在本·阿里出逃前几天，加拿大电台已经报道他的三个女儿已经逃往加拿大。从菲律宾马科斯到伊朗国王巴列维，这种剧本都曾一再上演过，但最让人吃惊的是，且不说穆巴拉克应对抗议的一些举措，就是其最近一次宣布改革政府、不再连任但到任期前绝不下台的电视讲话，也和本·阿里出逃前的最后一次电视讲话几乎毫无二致。

开罗市中心的示威者要求穆巴拉克下台

统治者才是社会不稳的根源

长期以来，突尼斯这位非洲发展之星，西方一些短视政客和商人眼中的模范，一方面政治上实行高压，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ＧＤＰ 主义，经济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社会维持表面上的稳定，但一党独裁，裙带盛行，贪污成风，官吏横暴，言论禁锢，社会不公，终于酿成此次社会风暴。

埃及是中东最大的国家也是西方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外为维持与以色列、伊朗、巴勒斯坦的地缘均衡和和平，内为压制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增长，借助外援和政治专断维持了三十年稳定的体制，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不断增长的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的冲击下，因压抑久蓄的社会矛盾的爆发而终于解体。

不论突尼斯和埃及是否最终会建成一个稳定、成熟的民主政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人们已经彻底唾弃了前体制，未来取决于历史的机缘也取决于这些国家的人们和国际社会如何智慧地处理历史遗留和面对新的挑战。

这些国家的巨变再次证明一个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的道理：人民其实是最希望稳定，从来都是官逼民反。统治者常常把消除社会不稳作为其政治的首要任务和维护其统治的口实，但恰恰是统治者才是社会不稳的根源。压制的维稳只会造成的更大的不稳。

中国的维稳与不稳

无须讳言， 这些事变带给中国的启示应该是众多的，这里只讲中国的维稳体制问题。“维稳”作为具有专门意含的词汇是近几年的事，但官方在中国社会和政治出现危机时就呼吁“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却由来已久，不过以往多半是短期的，一旦危机渡过，便放下话题不提。之所以今日“维稳”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常用词，维稳成为体制运作的常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管治危机、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的严重。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制度本身应该是具有稳定性也能够提供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的，但一个制度以相当大的资源和人力来从事所谓的维稳工作本身证明，这个制度已经失去正常的应该具有的保证社会稳定的功效。说到底，中国现存的维权体制不外乎是建诸于在两种思路和两种手段之上，就是 “撒钱”和“严打”；“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按对敌方式解决”，“胡萝卜与大棒”并行，同时靠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机会和资源来吸纳一部分矛盾，并辅助以一些重大事件如奥运等进行社会动员，转移、稀释、平抑某些社会不满。

这种体制和手段在过去些年是有其效果的，也是造成中国现状能维系到今天的原因。但最近几年急剧增加的社会冲突，包括官方不断升到升高的维稳呼吁本身都透入一个信息，这样一个维稳体制已经快走到尽头。

恶性循环

埃及局势紧张-坦克上街，示威者同政府支持者之间发生冲突

且不说不断快速增长的几与军费相当的5000多亿的巨额维稳经费不可能长久持续，而最糟糕的是这种维稳体制本身造成的不稳因素正在超出其能够平抑的不稳因素。一方面，是中央需要的稳定，“零指标”“一票决”定官员命运；另一方面，是缺乏制度约束下的地方利益扩张以及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缺失下的维稳刚性需求，卖地成为一个必然的捷径：09年是1，6 万亿，增60%, 去年2，7万亿，增70% 。

可以想见，这背后又可能造成了多少强制拆迁冤案。许多专家提到的其中大量资金去向不明，但我们也可以肯定有相当部分用于维稳。从中央到地方，近年各级维稳经费几乎都在以双位数在增长。而一些得到维稳好处、靠维稳吃饭的官员警力甚至黑恶势力自然也都乐见这样一个局面持续，而有意无意造成各种需要维稳现象不稳定现象。一个恶性循环已经形成。

短线维稳与长治久安

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和现代文明的变动不居的等特征都需要一种能回应人们利益多元表达、具有不断更新调整机制的制度。这种短线的维稳只可维系暂时的虚假升平，但终为饮鸠止渴，非长治久安之道。一旦中国的经济因各种原因放缓，或因生态、社会等事件诱发，长期靠得过且过的这种维稳体制压抑的矛盾会像岩浆般喷发，这对国人，对国家的命运甚至对统治集团本身都不是件好事。不堪回首，小楼昨夜月明中，逃往沙特的本·阿里今日岂不要悔之晚矣？平日高唱和谐，践踏民众，贪图权柄想万世一系，民众抗议大潮涌起才想起改革，更换政府惩治腐败，人民又岂可甘受戏弄？今日如此，何必当初！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冲击下，从阿尔及利亚到也门、叙利亚到处阿拉伯领导人在忙着更换政府，回应社会压力，称“可转圜的时间不多了”。

而中国呢？历史会给中国多少时间？在这新春之际，我们还是要以最深的诚意，祝愿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能够终获自由和尊严，少受损失，和平转型；更祝福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能真正享有梦寐以求的自由富裕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