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可以被称为极权主义的温和形式。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占有绝大多数社会权利和国家财富支配权的统治集团尽管有时与极权政体一脉相承，但其实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领导人本身。在极权社会中，领导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在统治集团内部对整个组织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即使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假如忤逆了“老大哥”的意愿，或是被领导人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无论是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还是表面上共和国的主席，一旦受到“老大哥”的迫害，纷纷无丝毫还手之力。斯大林甚至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不但杀死了托洛斯基，也杀死了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列宁时代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活了下来。但是在威权社会中，最高领导人断然不会具有如此重大的权力，在最高集团内部隐隐有制约的机制防止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一人独大。从邓以后，中国的主席缺乏军方的背景，其上位不是依靠本人的政治斗争手段，而是依赖于更高层的指定和多方力量的妥协。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往往只是一个平庸保守的技术官僚，而一位锐意变革、个性鲜明的候选人，哪怕是在地方上一时间权柄遮天，甚至成为媒体的风云人物，也不可能得到集团内部有发言权的大多数人支持。因此，与“老大哥”们相比，威权主义的领导人不仅缺乏个性，而且面目模糊，同时正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权力的获得和保有其实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只会因循守旧避免政局和经济的动荡。也正是因为缺乏魄力，他们的决策需要考虑更多方的利益，需要权衡各种团体的不同诉求，最终决议的内容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而是兼顾了各方能量大小的利益分配方案。其实他们是最根本的保守派，害怕革命甚至超过民众本身，因为害怕改变于是拼命强调和谐和稳定，如果不是被造物的鞭子抽到脊梁上绝不肯改变自己的一根汗毛，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形势改变，自己的地位必将不稳。由于害怕失去权势，他们更加倾向于做好“太平管家”，保证自己任上不出事，哪管自己的激进货币政策会给下任带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
不仅最高领导人魅力不在，作为立党之本的中心思想体系也在发生嬗变。曾几何时，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到苏俄的共产主义，年轻人们对信仰矢志不移，并致力于理想的实现不惜抛弃年轻的生命。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思想体系的缔造者（至少是名义上），也坚信自己的理想终将变为现实。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整个思想体系逐渐虚化，有些不为当局所喜好的内容，几经改变，最后仅剩下形式上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大厦被其中的住户们掏空了。当领导者们在自诩思想体系的进一步伟大创新的时候，其所谓的重大创新其实和他们的政府一样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公信力。普通人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或者先进性教育如同《毛选》一样放在指路明灯那样的地位。人民用事不关己的态度看待这些所谓的思想体系变化，知道这些东西只是几个文人炮制出来换取施政合法性的手段，换汤不换药又缺乏生命力的内容即使是被吹捧手弄进了党章，也难于得到正常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现今阶段，任何强制推进虚幻的口号式创新只会招来群众的反感。
执政组织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并不像极权社会那样要求全体民众的服从——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威权社会的建立依赖于大多数人的沉默和合作。执政者需要民众的支持胜过民众需要统治集团的领导，因此，掌握群众一直是维系统治的关键部分。要掌控群众，首先需要让他们相信反抗是没用意义的。众所周知，个体在面对一个组织的侵犯时候，是无力反抗的，特别是侵权者的直接施害者与被侵害者一样，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西方国家，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行业协会保护被侵犯人的权利，而在中国，司法受制于政法委，同时尽一切努力阻止独立协会的建立，因为只有原子化的个体所组成的一盘散沙的社会才是最容易治理的。在这种条件下，个体悲壮的抗争会立刻被官僚部门和专政机关所粉碎。反复为传媒炒作的悲情故事一方面损害了执政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普通人加重了他们无力感，让人们相信，政府和党是不可战胜的。既然反抗是无用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仅仅是如何在现有体制下生活得更好以及尽可能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会损害到他者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然陈旧的意识形态已遭扬弃，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建立，于是物质至上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更不能与他们的祖辈相比，他们不会为某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举行游行罢课，甚至焚烧政府官员的府邸；更不会为女大学生遭到美国士兵侵害而义愤填膺（此事实情至今尚无明了）。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如何在现行体制中谋求一个更稳定的职位才是最重要的，而自由民主，受制约的权力之类，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哪里有福利、奖金以及保障那样具有直接的说服力。于是，年轻人们扎堆报考公务员，为了在权贵和富人的夹缝中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拼命挤入现行体制，也就不那么让人奇怪了。
假如只有武力压制，任何政权都不会比秦王朝更加长久，只有同时提供必要的社会产品才能够保证江山不变色。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极端恐惧，统治集团试图用物质上的进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注脚，换取民众对执政团体的支持，至少是不反抗。从这一点可以推导出，经济形势的稳定直接影响着政局的稳定，只有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才能够保证江山稳固。执政者必须将部分的社会财富用于保障那也被时代远远抛在后面的贫民的基本生活，才能够保证不被民众推翻。因此，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政府不但会出去世界各地寻找廉价的资源，甚至用考核的形式要求下层官僚保证经济形势的稳定。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大多数人生活条件有了全面的改善，这成为广大群众拥护其统治的基础，为此甚至不惜放弃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放弃了对政府本身的监视。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民众有意无意的忽视而消失不见，而在阴暗处持续的发酵，随着近年来社会阶级分层的过程基本完成，用物质改善作为赎买公民政治权利的方式逐渐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社会的不公比比皆是，而民众对不公正的忍耐力也在下降。因此，执政党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发展方式改变，本身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适应，民众的不满逼迫着政府提供它本来就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对安全、医疗还有正义。这些公共产品非但不会增加社会财富，甚至会消耗社会财富，因此政府本身是没有动力做这些事情的，只有在受到压力感到威胁的时候才会稍微进行有利于民众的财富分配方案。因此，优秀的政府和政府管理者不是像“青天”那样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公民通过法律和制度逐步训练出来的。
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从心底里害怕一切未在控制之中，由公民所组成的团体，特别是为了非利益的目标团结起来，为信念所感召的团体。因为后者是难以用物质赎买的。在法律手段无法行得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将众人组织起来，个体是无法对抗一个严密组织的。而在条条大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小民只有走上表演跳楼或是自焚抗争的悲情道路了。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只有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只有出现了能够代表群体利益的团体，才能集合个体的能量，整合成一股官方无法忽视的力量。专制制度不会允许结社自由，不许大家通过集资的方式合法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普通人倾向于搭便车，找不到一个能够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出面与官方进行谈判。记录89年64事件的一部纪录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广场上人头攒动，领导前去和学生对话，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认真进行谈判的人，所有人在打断所有人，长时间对话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学生们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加之对方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也不愿妥协，最终酿成惨剧。因此威权政府害怕一切团体，特别是组织严密，拥有信仰的团体，因为组织内部已经没有了信仰。由此，地下教会，非政府组织甚至音乐团体，统统成了假想敌。
在对异议人士的处理方式上，威权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软化。威权社会采用威逼和利诱的方式对待异议人士，打压自不待言，用地位、财富和名望吸引了一大批缺乏操守的吹鼓手为自己造势和寻找政策的理论支持。但无论如何，直言批评者获得了更大的容忍，一般人不用再担心会在深夜被带走。尽管异议人士始终受到打压，但是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未经审判枪决（尽管刑讯逼供和强制失踪始终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