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今天中國人褒贬不一的激烈，恐怕没有能超过对毛澤東的评价。歧见深过代沟，见仁见智对峙。除了史实暧昧不明之外，亲历者的个人爱憎，常常掺入其中。褒贬历史，先得弄清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好话、坏话，都属于感情话，在哲学上，叫做价值判断，属于主观范畴，允许各执己见。但探求真相、假相，才是探求理性，哲学上，叫事实判断。史实是个客观的、唯一的，不能不归依，不能不服膺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评论毛澤東所依据的，应当是史实真相；官方论定，或民间争拗，都不足以左右史实。早年所谓治史的黨性原则，更不应左右史实。说白了，所谓黨性原则，就是想让历史按黨性原则来发生，可能么？

　　评论对象不能不是人，因而，人性的利己性，也就成了评论对象。我不会因为革命领袖成为公共决策者，成为政治人，就认为他改变了凡人的经济人本性，不再趋利避害，不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布坎南早就告诉我，不能说，一个人在市场中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到了官场，就会变成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指望人性随场合而彻底改变，那是儒家学说的理想，是无法被验证的空想，也是中國人对每代领袖的幼稚奢望。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都会选择趋利避害，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当然，这是指公共决策方面，不是仅指政治人会贪渎无度。领袖自身利益，可能会背离国家公共利益，才会有分权、制衡、限任、轮替和监督、弹劾的必要。这样评论革命领袖，才不至于有失公允。

　　毛澤東去世时，8亿人如丧考妣。此前唐山大地震有逾24万人丧命，没有哀悼仪式，甚至没人知晓真相。民众似乎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干”，“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化批邓斗争”。当年举国哀悼毛澤東时，亿万民众真的泪雨滂沱。人们觉得大地震死人再多，也无法与毛澤東的逝世相比。那年月，为革命牺牲光荣。奉献生命，会受表彰、庆贺。“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的口号，喊得民众已麻木于死人。然而，毛澤東的噩耗，却是晴天霹雳！民众有天柱将顷、从此无处寄生的哀哀无助，我身边不断有人昏厥在默哀队伍中，被抬出去急救。

　　那年头，教堂弥撒或清真礼拜，统统被禁，早请示、晚汇报是唯一的类宗教仪式_____ 多年的造神、拜神运动，早已超过“举天下以奉一人”（黄宗羲语）的历朝历代，将毛澤東塑造为“比天大比地大”“比爹亲比娘亲”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亿万民众，则编成班、排、连、营，以读他的书、听他的话、做他的好战士为天职，以当他的红卫兵、红小兵为荣，以每天围绕太阳运转的“向日葵”自喻____太阳陨落了，向日葵还怎么活？ 教皇死了，另选一个罢了，全球信众“情绪稳定”，没觉得是世界末日。失去了毛澤東，中國民众却感到天塌地陷、百身难赎。由此可见，中國人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与迷信，非同一般宗教。

　　当然了，今天看来，当时的举国震惊、悲痛，也有其建立在虚妄上的真实：“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个人威信上”（鄧小平语）。大地震死伤众多，民众还能“化悲痛为力量”。 而毛澤東一人离世，民众只能哀痛，没有力量能改变什么。然而人亡政变，此后中國的转向，证明革命领袖的去世，是个“改朝换代”的拐点；也证明民众的悲痛，正是哀哀无助、无计可施的表现。当年，民众待宰羔羊般举国大恸的潜意识，其实，就是我当时不敢说出来的预感：有大事要发生，但不辨祸福！已有史料披露，毛澤東自己曾预料会身后大乱，甚至会发生内战。看来，他既清醒，又高估了自己______明白自己留下了烂摊子，高估了追随者的力量。

　　百姓只能悲痛。国家是祸是福，只能由他身边早就暗中较量的接班人，用秘密的非常手段来解决。庆幸的是，领袖的亲信被逮捕，他的“继续革命”被废止，从此，中國告别严酷整肃与贫困禁欲，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不用假设，领袖如健在，“继续革命”无法终结，苦日子还得过着。而他刚一过世，便“乾坤始转，乾坤初转（胡耀邦语），”国家走出危机，民众走向自由。今天，解读8亿人为毛澤東逝世泪雨倾盆，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命运的哀痛和担忧。革命專政体制下，人民是那样无助，除了担忧苦难再降临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真实的悲痛，难道不是建立在虚妄甚至欺骗上？林彪身败的代价，早已是毛澤東名裂，文革破产。早在当年，我们这些红卫兵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愚弄了：怀疑毛主席把权争说成是革命，举大旗，斗政敌。领袖死后的政变，戳穿了革命对革命者的恫吓：什么不继续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资本主义复辟了，人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呀；什么不反修防修，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同样褪色的，还有唱了几十年的红歌，还有红歌灌输给红卫兵的信条：什么“大救星”呀，“北斗星”呀。以为离开了毛主席，中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等等。当然，由于大旗不倒、刀子未丢，许多人至今没有这些反省与彻悟。但是，14亿人同时体验的历史真实过程，没法抹去，没法推翻：没有了毛澤東，，国家命运才发生了转折；不搞革命了，人民才不再吃苦受罪了。难道，我们的真实经历不是这样的吗？不这样解释，又怎么能解释，官方和民众一致把1976年当作大悲大喜的一年？

　　毋庸置疑，国家兴衰系于一人，一人决定全民祸福，就是个革命專政甚至领袖專政的体制。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唐、宋的温和專制，还是明、清的严酷專制，历代王朝都是如此，中國社会有着專制主义的深厚传统。唯一令人困惑的是，革命领袖專政，盛行于“人民共和国”内几十年，发生于亚洲最早推翻帝制，创建五权分立的中华民国几十年后。以革命的名义，重演中國政治传统：只凭“最高指示”，革命领袖就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彪语）。这一切，能延续至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20世纪70年代，不能不令人大惑，也不能不成为中國历史上一段惊人定格。

　　希腊王氅下战将阿喀琉斯，虽然骁勇善战，但始终困惑与特洛伊打仗，不过是希腊王争夺海伦的个人恩怨。也由此，他质疑战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阿喀琉斯一样。尽管革命领袖声称，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我们这些曾经冲锋陷阵的红卫兵，也已困惑与质疑：毛澤東是为个人權位，而策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公共权力握于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公权私用，是專政体制的弊病。个人进退荣辱，置于国家、民族兴衰、祸福之上，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弊病。检验任何个人、黨派执政为公还是为私，有着最简便的测试剂，就是看他们是否宣称非我莫属，舍我其谁。凡是宣称替天行道，当仁不让的，就已露出破绽。只有那些功成身退、随时让贤，抱有成功不必在我心态的，才叫执政为公。倘若革命领袖能学华盛顿、林肯那样，以身作则，功成身退，就不会后来的大跃进与文革。由于把个人进退、得失，置于黨和国利益之上，革命领袖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对于自身也就苍白无力。

　　今天听音乐剧<艾薇塔>中的唱句，不免还让我感慨：“举国哭得昏天黑地”， “没有了他，我们该如何生活？”“毕竟一切都已结束”。“傻瓜们，你们还蒙在鼓里”，“其实你让你的人民很失望”-，等等____当然，艾薇塔（庇隆夫人）民望甚高，而江青一向名声不好，相似的，只是这两对夫妻之间的相互提携和相互辅佐的执政方式。毛澤東去世15年后的一天，毛的旗帜仍然高举，毛被当成“刀子”（毛澤東语）也没有丢，而国人皆曰该杀的被判死缓的毛夫人，却自杀在浴室里。历史的荒诞性，一时使我倍感突兀。我觉得事理被中國人撕裂得太过扭曲：一对夫妻，志同道合，共执权杖，咋结局就有了天壤之别呢？谁都知道，江青是想接班的。如果不是被抓，也可能就接了班。江青深得“继续革命”真传，并效忠至死。她的名言是：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然而，在捍卫革命旗帜的政治策略下，江青替丈夫担了罪责，成了民愤的宣泄口。中國传统文化的“君贤臣佞”、“夫贤妇佞”和“女人祸水”、“内宠乱国”的现代版本，报复到了这个激烈反传统的女性身上。事理似乎对江青不公，她在丈夫死后，不得不做了维护丈夫形像的替罪羊，而且，至今也没得到谁的同情。我这么说，不是替江青而是替女性说话。她当年被领袖当成夺权工具，后来又被当成泄愤工具。除了她自己骄横跋扈、伤人过多的因素外，男权化政治文化对女性的不公，难道不是明摆着吗？这里，不仅有丈夫做事不敢承担的问题，更有后继者不敢担责历史真相的问题：不但把领袖的责任转移至林彪、江青身上，还透过批判追随者来转移愤怒，继续维护领袖的旗帜。

　　总之，都是辅佐丈夫执政，江青的命运惨过艾薇塔许多。我认为中國有超过<艾薇塔>剧情的悲剧题材，相信也有人有创作灵感。但是，怕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安德鲁韦伯那样的才华，而是这段历史并未解密，对已有史料的评价也犹抱琵琶：不能秉笔直书。反正，我每听到<艾薇塔>的上述唱句，就有“栏杆拍遍，无人会意”的遗憾，但也仅此而已。如前所述，千夫所指“女人祸水”、“内宠乱国”，是古老政治文化的积淀，也是男权社会的蛮横

　　1967年6月，武斗就在我家房顶上打着。我们用桌子顶着门，毯子蒙着窗户，全家藏在屋里瑟瑟发抖。没多少文化的母亲悲愤莫名，开始骂“江青这个婊子”：刚批完《海瑞罢官》，谁还敢骂皇帝呢？中國有两千年帝国传统，專制、獨裁的实质，就是：“朕即国家”，区别仅在于，是李家的天下呢，还是朱家的天下。别忘了，我们还批判过“林家父子的封建王朝”呢。帝国的法统，“忠君”就是“报国”，不忠于皇帝，就是不忠于国家；批评朝廷，就是批评了国家。虽有“文死谏”的道统，但忠于道统而忤逆法统的臣属，往往下场不妙。專制法统，移植入革命專政文化，演化出忠于领袖，就是忠于革命；批评领袖，也就是批评了黨和国家的默契。明明站不住理，但就是形成为潜规则。这个潜规则，钳制我们已久。事过32年了，谁也不敢如实地批评毛澤東。为什么？因为毛“就是我们革命的皇帝（刘少奇语）”。我写这篇短文，也大伤脑筋，生怕惹祸上身。为什么？因为评价毛澤東会触碰潜规则。

　　。革命领袖，也没有权利只受颂扬，不受批评。谈论历史，“批评不灭”（单少杰语），可以说，是个适用于任何历史人物的公理。但革命的政治遗产，仍在继承。黨的治理合法性基础，仍需巩固。以黨治国的干部训政制度，沿用至今。革命话语解读的核心价值体系，框架仍在。所有这些，都需要在道统、法统上，维护革命领袖的旗帜不倒，用以维持治理架构的一贯性和稳定性。起码。需要淡化30多年来反复涌动的反省和清理。虽然，这是个高难度动作，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随着社会心理的世俗化，淡化对毛澤東的批评，也基本做到了。这么做的代价，其实也不小。首先是尘封档案，推迟真相的解密，加上“不争论”，刻意不再讨论历史。尤其是，不再反省、检讨毛澤東晚年的错误。这样一来，也就迁就了稳定预期与当前利益，搁置了经验总结与长谋远虑。理论困惑无法破解，历史经验无从借鉴，政治制度变革也一推再推。而且，我们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被消解。能够占据的道德制高点，被无奈地放弃。

　　当然，作为权宜之计，某种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之间背离的方略，并不是不能暂行。对革命时代的某些政治遗产，明保暗弃，或明褒暗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这些，甚至可载入政治史并作为特例来研究：一方面，大力纠左，推行曾被毛澤東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革命的政治遗产与话语体系，不被颠覆，不致于引致全盘否定，带来不必要的危机。为什么，因为领袖个人，还不同于制度；个人不如制度重要。个人可以批评，制度不能不要。而且，即便批评个人，也不可能把帐都算在一个人头上。成败，是大家一起经历的；所以，一路走来，革命是一起革的，错误是一起犯的，责任也得一起承担。互相之间，有了类似“斯德哥尔摩情结”。再说，毛澤東的主导作用太大，“过大而不能倒”，大家全被他们罩住了。对于当年直至现在的许多事，同路人无法恭维，又不能冒犯。批评他，就得批评自己，谅解他，也是谅解自己，维护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尽管如此，这道理、那道理，但终究，还得服从一个大道理；就是：任何人，即便是毛澤東，谁也没有权利只受颂扬，不受批评，不是吗？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509419.html

　　作者:杨连宁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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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毛泽东有权只受颂扬、不受批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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