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地方党委渐入人事调整高峰期时，大陆八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也正面临更新换代的局面——在明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也将完成换届，以便在十八大闭幕后，各自召开党派内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新一届领导层。
民主党派2012年的换届工作，一大看点就是民主党派领导层的年龄结构，是否能与中共领导人的年龄首次合拍——文革十年，令民主党派内部形成近10岁的年龄断层，加上民主党派自身的特殊门槛设置等因素，令这种年龄断层的愈合相对缓慢，其所带来的影响也一直延续下来，投射到参政议政的方方面面。
随着文革后大陆社会转型的加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新社会阶层，参与国家生活的程度也日渐深入，以这一群体为主要成员的民主党派，正重新赢得中共越来越多的重视。2007年换届时，出席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共领导，已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升格为政治局常委，外界普遍认为本届民主党派换届时，也将参照这一规格。
而这种重视，在海外观察家的视野中，却有着不同的想象空间。新华网报道称，6月29日在中央外宣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之音记者提问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献生，大陆是否在目前已拥有八大民主党派的背景下，还能组建新的民主党派?张献生称，“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张献生还回答了部分涉及到民主党派的提问。在即将大规模启动民主党派基层换届之前，就民主党派问题向海外释疑，可见统战用心。而在通观大陆目前的民主党派发展曲线之后，再回味统战部关于无需组建新的参政党的表态，或许更见滋味。
2012年龄合拍
2011开年以来，已有两位民主党派元老级人物去世。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创始人之一雷洁琼、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吴阶平分别高龄故去。
雷洁琼(1905年出生)与吴阶平(1917年出生)分属两代人，雷洁琼辞去民进中央主席职务是1997年，而吴阶平是在2002年离开九三学社的领导岗位。
1997正值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换届之年，同时也是民主党派在文革后第一次确立制度化、大规模集体换届的年份。在这一轮周期中，老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大部分退出工作岗位，辞职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和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分别已是85岁和86岁高龄。当时的接班人多为1949年之后接受高等教育，1980年代后加入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
5年后吴阶平卸任时，一部分1949年后出生、文革后上大学的新生力量，开始进入民主党派中央机构，但尚未成为中坚。
相比之下，同时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领导干部则要年轻一些。他们多数为建国后出生，其中习近平(1953年出生)与李克强(1955年出生)的年龄优势备受瞩目。
2007年民主党派换届时，新生力量已势成中坚，但在年龄分层上还是比中共稍显老化。当时原九三学社中央秘书长刘荣汉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2007年这届“想跟上中共还不大可能”，民主党派(在年龄上)“2012年才能和中共合拍”。
年龄不合拍，究其原因又比较复杂。首要因素是文革十年造成的党派团体的人员断档，另一个原因，也与民主党派的门槛设置有关。
长期以来，八大民主党派逐步形成自己发展党员的领域，均以知识分子为主。如民革以同原中国国民党有联系的人士为发展对象，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民建主要联系经济界人士，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知识人士为主，农工民主党以医药卫生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致公党以归侨侨眷为主，台盟以台湾籍人士为主。
由于主要吸纳的是知识分子群体，重质不重量，对于学历与职称的硬性要求较高，也就形成了党团群体人数较少的现状。张献生在6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中透露，改革开放初期民主党派人数是6万人，目前大陆的民主党派人数的最新数据是84万。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比例几乎跨越了三十年。
不过，门槛的设置，似乎与民主党派对规模扩展极度克制有关。1996年，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座谈，并经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同研究，形成了一部《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认为，参政党作用大小在于成员素质，在此基础上，民主党派达成共识，每年的成员净增率以不超过5%为宜，由各民主党派中央从总体上掌握。
于是目前民主党派多数存在这样的现象——为弥补文革断档，每逢换届就要退休一批年龄偏大的老干部，往上推送一批年轻干部，但限于5%的成员发展速度，一方面可选择的年轻干部数量不多，一方面又要寻找合适人选填补老干部离职的空缺位置，这一点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梯队建设事关实职多寡
与中共“抓支部建设”的组织传统相比，民主党派的基层人事普遍感觉“后劲不足”。民革衡阳市委机关干部陈美琼就曾撰文指，民主党派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青黄不接。
陈美琼认为，目前民主党派基层建设存在“重提拔、轻培养”的形象，不少基层组织“临渴挖井”，换届需要人才时，临时物色选拔，往往效果不好。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在有的基层组织中，还有“重引进、轻选拔”的倾向——临近换届或干部任用时，在政府机构中寻找掌握职务实权的无党派人士，动员其加入。这类人才引进，更像是商业机构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自身后备梯队建设出现问题。
此外，个别地方换届时还出现民主党派后备干部严重缺乏，从而产生个别干部在换届中三级跳甚至四级跳。也有一些地方出现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换届“难产”的现象，或一拖数年悬而不决;或异地“空降”调入他人担当;或经有关方面协商委派，由既是中共党员又是民主党派成员的“交叉党员”来行使民主党派领导职务。
一方面是民主党派组织工作稍显落后。另一方面，政府承诺给非中共党派人士更多的政府实职，如上一轮换届之后，民主党派人士万钢、无党派人士陈竺“入阁”出任部级高官，就被认为是政府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此后地方上对于党外人士的职务安排，也纷纷敲定时间表与具体指标。2009年底，44岁的民革浙江省委会副主委吴晶履新省侨联主席，成为浙江第一个正厅级实职女干部。
吸纳更多非中共党派人士进入政府，其推动力量之一，来自于中国政府在2009年向外界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宣布将“适当提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部门实职、尤其是担任正职干部的比例”。此外，早前发布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也出现了“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表态。
政府正在兑现承诺，而实职、正职能不能接住，也将会考研本次换届后，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干部。
一般认为，民主党派干部与中共干部的最大区分，在于民主党派干部拥有程度更复杂的文化知识结构，而中共干部的优势在于，一直在完整的科层选拨与梯队体系中成长。
所以在基层组织当中，民主党派干部积累政治经验的主要途径，一是挂职，二是调研，三是座谈，缺乏实际政治的操作经验。由此会出现许多相似的仕途路径——被安排到一个并不能胜任的位置。甚至会有地方统战部门提出安排职务，基层民主党派组织送不出合适人选的个案。这些因素融汇之后，很容易令对大陆政治生态缺乏了解的海外观察家，产生中共压制民主党派的刻板印象。
要改善这一系列的缺陷，接住政府实职，民主党派自身的梯队建设，就被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际上，自2007年换届以来，民主党派之间的竞争，也已经从争政协提案的数量与质量，上升到现在互相比较各自党派人士出任实职的人数。
2010年以来，各级统战部门围绕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开展调研并形成汇总报告，获得中共高度关注。据大陆《瞭望》杂志报道称，近期来自高层的要求之一，全面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确保统一战线持续健康发展。
可以预见，花大力气理顺人事，规范组织工作，将是此次换届的题中之义。《瞭望》报道说，此次换届将首次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中落实任期制。而目前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到龄退出和任满两届的调整比例将高达43.7%，有的甚至超过50%。
虽然这已经不是民主党派换届的第一次“大进大出”，但随着任期制的落实，民主党派的组织工作从上到下都形成常态系统之后，其参政议政的能力与水平，或许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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