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理的政治才能让刁民走向公民
笑蜀
昨天，温家宝总理带着一批部委负责人走进国家信访局，走进访民中间。新华社报道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与赴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
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公开示范，政府当如何听取人民的批评和诉求，如何跟人民讲道理。或者毋宁说，这是共和国总理首次公开示范讲道理的政治。
访民，尤其是赴京上访的访民，在某些执政者眼里，就是刁民。刁民就是麻烦制造者，对麻烦制造者没道理可讲。暴力截访，“安元鼎”，被精神病，被劳教，这一切在某些执政者那里就都顺利成章。威慑，稳控，打击，甚至不限于访民，而是以此对付所有自己看不顺眼的批评者，就成了某些执政者的执政习惯，始有“跨省追捕”之频发，始有重庆某官员的狂言：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换句话说，他们手中必须要有他们可以自由裁量的刀把子。没有那样的刀把子，他们就不能让人畏惧，就没有权威，就不可能进行有效治理，更谈不上发展。
让人民批评政府、自由地表达诉求，这实质上是说，让人民可以跟政府讲道理，这是制约权力，造就一个现代政府，造就一个文明的政治的基本前提。但是不能不承认，人民批评政府和表达诉求的风险还比较高，即人民跟政府讲道理的风险还比较高。如何让人民在免于恐惧的条件下，自由地批评政府，自由地表达诉求，即自由地跟政府讲道理，是中国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任务。
这一点，温家宝总理昨天在国家信访局的示范可以说是最好示范。面对访民的批评和诉求，他表现得从容淡定。政府最高领导人都可以跟来自最基层最底层的民众这样对话，这样讲道理，还有哪一级政府，还有那个官员，有资格拒绝跟民众对话，拒绝跟民众讲道理呢？讲道理应该成为执政者的主流理念，讲道理的政治应该成为中国的主流政治，这可以说是温家宝总理会见访民给人的一个重要启示。
政府要讲道理，要靠道理来治理社会，而不是完全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这应该是一个普世的准则。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之前董必武先生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用他的话说：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政府要得到信任，就要讲道理，就要公正而无所偏私。这样累积起来的信用，才应该是政府最大的本钱，没这个最大的本钱，其他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虚妄的，都是靠不住的，就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
这就是说，对政府施政，凡事都要问个是非对错，是民众的天赋权利。政府对此不是容不容忍的问题，大不大度的问题，而是必须报以最大敬畏。现代政治条件下，民即天，民意即天意。蔑视民意、违背民意即为欺天，即为悖逆，即为最大的不道德和最大的不合法。这应该成为所有官员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温家宝总理此次会见访民，一定程度上即是用身体力行来普及这个常识。
但是，仅有常识仍不够。政府对民众批评权的敬畏，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尊重，政府跟民众讲道理的自觉，更要靠切实的施政程序尤其是法律程序来保障。民意即天意，但这种天意不能是抽象的含混的，而应该是实证的，具体的，可量度可核对的。而这一点并不复杂，现代政治技术早已经解决了这问题。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身段虚心学，就好办。有这么一套严格的程序来确保民意的畅通表达和精确统计，那些访民完全可以不做访民，在家一通电话，人大代表就要赶紧登门聆听，媒体记者也可以自由报道，再不行，还可以诉诸独立而公正的法庭。民意这样自然地流淌，并水到渠成地推动公共政策影响国计民生，政治就不难清明，又何待总理到国家信访局找赴京访民听取民意和民怨？
最重要的是，有了这种讲道理的政治，极有利于培养公民理性。而百年以来，中国从不缺政治激情，但一直匮乏公民理性。没有公民理性驾驭的政治激情是一种可怕的激情，往往带来灾难，这已为历史反复印证。而当下所谓刁民，则恰恰是最具公民潜质的一批人，于我们国家恰恰可能是宝贝，因为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最强，跟政府讲道理的意识最强。用严格的程序来确保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权利，满足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需求，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确信，跟政府讲道理是没风险的，可行的，有用的和有尊严的，他们就会对政府刮目相看，就会反过来也尊重政府，跟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从刁民成长为真正的公民。
否则，就会助长他们的绝望，刺激他们的愤激，所谓刁民就转而成了暴民。这即是说，所谓刁民实际上是在十字路口，可以走向真正的公民，也可以随时走向暴民。到底何等走向，惟取决于能否以讲道理的政治来引导之。温家宝总理已做出示范，当下最紧要的则是，如何把这示范升级为可不断复制和自动运行的严格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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