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周云蓬是在2008年五月的北京。那时我出版「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的简体版,要找人当新书座谈嘉宾;编辑说,找周云蓬吧,他前一年出版的专辑「中国孩子」很有社会批判性,很適合我的主题。
其实我前一年就在北京鼓楼旁的民谣酒吧「疆进酒」看过他演出,很喜欢。那应该也是我在中国看的第一次演出。没想到后来我们会变成好友,也没想到之后这傢伙会这么出名。
就在那一两年间,周云蓬成了中国民谣最知名的代言人,成为青年领袖、中国的文化界代表人物(今年东方早报评选过去「文化中国十年人物」,音乐界是他和左小祖咒入选)。尤其中国孩子的命运似乎一天比一天悲哀,在2007年的这首歌之后,又发生毒奶粉事件、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学校。老周自己说:「现实太给我面子了,总在孩子身上出事情。」
其实老周一点都不想被贴上抗议歌手的標籤,但他確实相信:「我不能绕过所有跟音乐无关的问题一直唱歌……说有啥用呢?你一个唱歌的、卖破烂的,也有权说。一人说,声音微弱,一万人说,就是舆论。你不说,沈默地等著世界自动变好,那你等著吧。有一天,事情落在你头上,將再没有人为你说话。」
没有比这句话更代表他的政治態度。
但是,「《中国孩子》这个音乐是一时的,以后人民生活幸福了,就別老想起来。如果老是想起这首歌,就证明这个社会还在轮迴。老是被传唱,是社会的不幸。」
那天我和他的对谈中,他也一直强调中国音乐刚从集体主义解放出来,所以最好有更多小情小爱的歌曲,需要更多地歌唱个体自由。我也同意我们要追求的终极目標是个人自由,但是否大家唱更多情歌,而不去表达对体制的愤怒,就能达到这个目標,我是比较怀疑的。
这是我们的小小歧异,但我仍然喜欢他极了:他的人,他的歌,与他的文字。
韩寒的杂誌「独唱团」,所有人都公认最好的文章就是杂誌的第一篇:周云蓬的「绿皮火车」。
2010年下半年他在出版新专辑「牛羊下山」之后,又出版了这本诗文集「春天责备」。今年一月在上海,在一个我心情极为低落的冬夜,我走进一个小酒馆中,一个人哀伤地喝著酒,用「春天责备」来下酒。
去年老周和女友从北京搬到江南绍兴,因为此地生活舒服、消费便宜,还有因为他喜欢这个城市的声音,他说。
这个城市因为他而热闹起来。他把北京的民谣圈朋友请到这个在歷史上出过许多名人的古老城市来演出,且就在他搬来绍兴的这一年,又出现两个有特色的独立人文书店。老城被重新注入文化活力。
我在今年三月春天来到绍兴。晚上在「南方书店」讲座,老周担任嘉宾,一上台就说「代表绍兴人民」捧上黄酒给我,而后我们边喝酒抽烟边讲座。从未有此体验。
次日中午又吃饭,他送了我一个小陀螺:这是他们家隔壁老店做的。饭后在他家附近的老社区广寧桥一带散步,真正是安静古老的小桥流水人家,只是四方高楼成群:这彷彿是老周的生命情调的一则譬喻──在周围一片浮躁中,他总是一副沈静。但是,当他一开口,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幽默,与强悍的內在力量。
他更大的能量是把对生活的热爱转化成美好的诗与歌,一如他在文章「盲人影院」中所写:
「我把我黑暗的日子拧啊柠,拧出窗台上的一张专辑和一本书,为那些虚度的光阴命名,还有一些流逝的、不可命名的日子和人,为他们曾默默地微笑过存在过作见证。」
他去年的专辑「牛羊下山」与社会批判毫无关係。专辑大都是改编古代词曲,只有一首是新做的词:「不会说话的爱情」。而这首好听至极的歌很快就成为新经典:
绣花绣得累了/牛羊也下山咯/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的眼中荡开
不论牛羊是否下山或者是否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不论是抗议还是爱情,我想,老周其实真正要追求的只是自由,是诚实歌唱生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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