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纽约时报》为了巨大的淡水市场，赔钱也要赶超

中国，天津——在这个城市郊区的渤海边上，高耸着的耗资260亿元人民币的北疆电厂和海水脱盐工厂，这是一个技术奇迹：使用最先进的污染控制技术的超高温火力发电厂，搭配先进的以色列设备，利用火电厂剩余热能来蒸馏海水，获取淡水。

但是这座40亿美元的工厂有一个让人皱眉头的问题：脱盐水的生产成本是其售价的两倍。然而，这个工厂的所有者，国有大企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S.D.I.C）正朝着把该厂的脱盐产能扩大四倍，成为中国最大这一方向迈进。

“总要有人来承担这个损失，”工厂的总经理郭启刚（音）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是国有企业，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在一些地方，这将是一种“有病”的经济行为。在中国，这是经济战略。

就像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等行业所做的一样，它决心在另一个正处在萌芽状态的环境产业——向世界提供淡水——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北京东南部的北疆项目将会加强中国海水脱盐的技术，优化经济，帮助建设一个产业基地，同时缓解天津市长期的缺水状况。投入的钱也像水一样哗哗地淌走——至少目前是这样——但这并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政策推动比经济推动要重要得多，”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咨询公司基础经济的主管，中国水政策专家奥莉维亚・延森（Olivia Jensen）说。“如果中央政府说，要让海水脱盐成为重要领域，应该给海水脱盐技术投入资金，那么钱就会被投进来。”

政府这么说了，而资金也来了。应政府之命，中国正迅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脱盐水成长性市场。它的最近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将目前每天68万立方（1.8亿加仑）的产量翻四倍，也就是达到每天300万立方（8亿加仑）。这相当于还要再增加一打象北疆这样的工厂，该厂目前一天能生产20万吨。

据中国脱盐协会秘书长郭有智（音）介绍，人们预计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将会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脱盐产业。目前至少有6个城市的机构在研究发展渗透膜技术。这项技术是最尖端，最划算的脱盐技术的核心。

中国的最高国家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给予建造脱盐设备或者注册脱盐技术专利的国内企业优惠待遇的规划。也有传言说，为鼓励国内生产，国家将会有减税和低息贷款等措施。

在一次采访中，郭有智把政府在脱盐产业中扮演的角色形容为“象征性的”。他说，直接的政府投资占整个海水项目总成本的10%以内。相比之下，他说，像南水北调工程（这个工程将把南部的长江水引到缺水的北方）这类大型的水项目则完全由政府出资。

但是，政府的计划还是意味着来自国有企业、政府机构和私营伙伴等各方多达2000亿人民币的投资。

北疆的这家脱盐工厂是国家发展投资公司按照发改委的命令，作为一个试验工程而建设的。工厂整体几乎都是在以色列建造，运到天津，然后组装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不到60%的脱盐设备和技术是中国制造。

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把这个比例提高到90%，一家总部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在北京办事处的分析师和水工业专家珍妮・彭（Jennie Peng)这么说。

中国想拥有一个本土成长的脱盐产业，不仅是在本土出产的淡水，其原因众多。据一家商业信息组织亚洲水项目说，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淡水需求将增加63%——这比任何地球上的其它地方都多。

中国北方长期缺水，而像北京和天津这样快速扩大的城市已经借助通过大量使用循环水和节水项目来满足需求。

在天津这个被视为节水模范的城市，有90%的工业用水被回收；60%的农业灌溉系统使用了节水技术；长达148英里的回收水管道在城市地下蜿蜒。某个10平方英里的城镇地区的公寓里有两种水龙头，一种提供饮用水，一种提供回收水供其它用途使用。

北疆工厂是每天为不断膨胀的郊区提供10000吨脱盐水的两座工厂之一，并计划在将来把这个数字扩大到180000吨。还有一套10万吨的设备为郊外的一条大型乙烯生产线供水。

北疆的生产线遇到了一些小问题。没有矿物质的蒸馏水在途中把城市水管中的铁锈冲了下来，把水边变成了棕色。一些居民对水质产生了怀疑，他们说，水过于纯净意味着缺少营养成分。为了解决这些抱怨，工厂便往水中添加了矿物质。

但是一些人认为，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也许只是为实现一个更大目标的附带好处而已。据一家名为SBI能源的研究公司上个月预测，到2020年，全球脱盐技术市场将会翻四倍，达到500亿美元。而不断加剧的全球水资源短缺似乎也确保了这个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越来越成熟的渗透膜技术（把盐从海水中过滤出来）可以应用在污水处理，污染控制和众多其它前沿领域中。现在，外国的渗透膜制造商控制了至少85%的市场，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但是中国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先进技术。

一些专家说，这才是政府的兴趣所在。“这关系到发展中国的渗透膜产业，远不止它的本土应用，”新加坡的分析师延森（Ms. Jensen）小姐说。“从根本上，它是一个出口工业，而不是让中国变得更绿的产业。”

不管它的动机是什么，中国已经开始朝着它的目标大步狂奔了。

外国公司也正涌入中国，以确保在这个正在萌芽的市场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外国公司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新加坡的Hyflux，日本的Toray，西班牙的Befesa，以色列的Brack，美国的ERI等等。

就像外国公司已经把太阳能研究和生产转移到了中国一样，脱盐公司们也正在离开它们的本土基地。挪威的Aqualyng是北京市政府在唐山市（在北京以东135英里）的一家脱盐工厂的合作伙伴，它正在考虑把自己的制造工厂从欧洲搬到中国。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ERI公司声称自己有脱盐行业最先进的技术，它正把自己的研究机构搬到中国，并考虑再过些时候把制造部门也搬到中国。

大多数外国公司都和国有企业建立了伙伴关系，这既是为了获得生意，也是为了在这个法制和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处于变动状况的国家里获得政治保护。尽管有一些外国投资者在参与了像风能和高速铁路这样的技术密集的项目后声称它们的中国合伙人侵占了他们的技术，但是ERI和Aqualyng的领导们说，它们可以成为在中国的研究者和制造者，同时不会失去对他们产品的控制。

Aqulyng董事会的主席博纳特・奥斯萨斯（Bernt Osthus）在一次采访中说，他的公司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接近理想的伙伴”。在它们的合作中，挪威人控制技术，而中国人则提供资金和本地诀窍。

然而，他补充说，他的公司正在考虑和一家中国公司共同建立一个合资研发机构。 

“通过减少我们在我们的设备上的产权，并接受中国的某国有企业做合作伙伴，把生产从欧洲转移到中国，我们的技术实际上成了中国人的，”他说。“但我仍然是所有者。我仍然有这个蛋糕中的一份。我只是增大了这个蛋糕的大小。”

而这确实是个大蛋糕。 

“中国东部集中了很多大型的脱盐项目，”ERI的总裁托马斯・鲁尼（Thomas S. Rooney Jr）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公司有整个脱盐行业中最先进的技术。而最妙的是，中国愿意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你要么跟他们对抗，要么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而我们的想法是，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大的脱盐市场，”他补充说。“我宁愿采取一个更加开放的方式在中国为它发展脱盐技术，而不是玩保密游戏。”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