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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五十有余的倪玉兰原本可以像许多人一样，有体面风光的事业，有安逸舒适的生活。她196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毕业于法律专业，母亲则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她本人1978年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在中文系获得本科学位之后，她又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起，她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曾在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在正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直到2001年。但是，北京争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奥运北京的“江姐”
2001年，伴随奥运工程的启动，北京以城市改建为由的强拆工程更加变本加厉。越来越多的民宅在当事人权利没有任何法律框架保护的情况下，被强行铲平。身为律师的倪玉兰开始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这些拆迁户维护权利。2002年4月，邻居赵家的房屋变成了强拆队伍的工地，倪玉兰和许多同情者前往声援。有心的她同时用照相机在拆迁现场外拍摄。而这也恰恰成为她此后被指控妨碍公务的依据，她是当时众多声援者中唯一被警方带走的人，而且，这次原本为10天的行政拘留演变成正式逮捕。同年11月，北京西城区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宣判她有期徒刑一年，并同时吊销了她的律师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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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倪玉兰已经被殴打致残。控方提出的罪证之一是她在被拘押期间大喊大叫。倪玉兰后来解释说，她当时“大喊大叫”是因为被殴打时疼痛难忍。她是被抬着送进拘留所的。疼痛之中，她想到了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她回忆说，她当时忍受的折磨比江姐在渣滓洞受到的酷刑还要惨！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她如今双腿已经无法独立行走，生活失去自理。
但是，她的磨难并没有因此停止。2003年7月，她获释出狱后，开始不懈地上访，陈诉不公正的遭遇。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以法律维护自己权利，却要面对殴打和关押，而违法侵权者却逍遥法外。此前的维权律师也成了中国不计其数的上访者中的一员。不过，她不是普通的上访者，她为自己伸冤的同时，没有忘记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向其他的访民提供帮助，为身边的强拆受害者出主意，想对策。身在狱外的倪玉兰其实并不自由。据她自己的统计，2004年至2006年间，她被反复看押的时间累计长达593天。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她后来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我求饶过一次。仅仅一次，在他们第一次毒打我的时候，但他们说‘晚了’。那我只能作‘江姐’了，那是他们逼的。”
2008年，北京即将以奥运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成果的那一年，倪玉兰在北京新街口的住宅多次成为强拆的目标。双腿残疾、无法行走的她不仅被警方带走，而且随后还被指控“踢伤”了执行公务的警员，于同年4月再次被以“妨碍公务罪”正式逮捕。8个月后，北京奥运会的辉煌已经落幕，她在没有任何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被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而法庭始终没有播放作为指控罪名证据的光盘。几个月后，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拒绝律师提出的开庭要求，于2009年3月，二审闭门宣判维持一审判决。这两年的刑期间，身体残疾的倪玉兰不仅因为不肯认罪而常常被处以各种体罚，而且被禁止使用拐杖，只能爬行去劳动车间，完成包装一次性餐用筷子的每日定额……
北京街头的无家可归者
2010年4月，倪玉兰刑满出狱。但已经身无居所，房被拆，地被占，一度只得与丈夫在皇城根一所公园的角落里，搭起帐篷。这个因地面下陷而形成的大坑，因为北京独立纪录片记者何扬的纪录片而得名“应急避难所”。
2011年4月，倪玉兰再次被警方带走，罪名是“寻衅滋事”。这一次，她的丈夫董继勤也没能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倪玉兰、董继勤夫妇“寻衅滋事”案原定11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但开庭前夜，检察院突然要求补充侦查，开庭日期另行通知。
倪玉兰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她身边有无数像她一样的暴力强拆工程的受害者。他们像一面镜子，折射着北京奥运、上海世博这些旨在向世界炫耀中国强大的盛事焰火背后惨重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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