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邻家女哈娜
【财新网】（评论 | 王丰）读了财新《新世纪》周刊“邵氏‘弃儿’”报道，不禁让我想起我在美国邻居的中国养女——哈娜。同时，哈娜的经历也让我再次反思，在中国，个人和生命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想起邻家女哈娜
哈娜与我的儿子同岁，是个湖南妹子，养父母是白人。哈娜两岁时，养父母把她从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第一福利院收养，并带到美国生活。十多年来，我们看着这两个肤色相同，但性别、家庭、种族背景各异的孩子一起玩耍、上学、长大。现在，她／他们都已是大学生了。
与我同街的另一家邻居，也收养了两个来自中国的孩子，我所在大学系里两个美国同事先后从中国收养了三个女孩，我的老师和其他朋友也从中国收养了自己的女儿。过去二十年间，像哈娜这样因计划生育被“遗弃”、后又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女孩已超过五万人。
看到邵氏“弃儿”的报道，由于同样是在湖南，震惊之余，我不禁想到，哈娜会不会也是“被”变成“弃儿”的？哈娜的父母如果读到这个报道，会怎么想？
或许，他们会想：难道自己辛辛苦苦收养并抚养成人的孩子，却有可能是中国基层官员从老百姓家中抢来的吗？如果是那样，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有义务帮助收养的孩子找到亲身父母？而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失去”自己的孩子？
应该说，在中国内地，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恶性事件早已不是新闻。此前，各种血雨腥风的口号都为人们熟知。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进步，拆房、绑人的事件越来越少了，但以收社会抚养费为名，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又成了新的恶之渊薮。
湖南邵阳十多家人的子女被乡镇计划生育干部强行抢走，被当做“弃儿”，经由当地社会福利院卖到国外，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这些亲身骨肉被夺走的家人为此呼吁上访，也不是昨天的事，只是现在被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出来，才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或许，对邵氏“弃儿”的调查，有可能不了了之（此地有过一夜就做出调查报告的先例），也可能最后找几个基层官员问罪。因为此事与计划生育有关，邵氏“弃儿”也使人重新审视造成这种恶性事件的政策因素。
然而我们不能不去看看该事件更广泛的社会基础。邵氏“弃儿”惨剧的真正社会原因，绝不单单是因为有一些人坏，坏人总是有的；甚至也不是因为一项过激的政策，过激的政策中国历史上不少，但多已被放弃与修改。
人，不是冰冷的数字
人，不是冰冷的数字
为什么控制生育的政策可以造成这么多惨剧？为什么这项政策迟迟不被取消？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支持生育控制的社会认识基础。
在这个认识下，人被看成是一个个冰冷的、可以计划调节的数，而不是有血有肉有亲人的生命。这就如同是战场上要杀敌人，首先要把对手魔鬼化，即把敌人不认为是人。这样出手就不难了，至少没有心理障碍。
数十年前，出于对当时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担心，一系列为配合控制人口的社会认识应运而生并广泛传播。其中就包括一些现在看来明显过时的说法，如中国人天生愚昧，只会生孩子；中国的资源与粮食供应只能支持七亿人口。同时，也包括一些事后被证伪的结论，如靠控制人口而不是改进技术与制度来解决环境污染，通过控制人口而不是发展经济来保障就业等。
归纳起来，这些宣传造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社会认识，即人口是个数，是分母。同时这个分母越小越好。过去若干年，由于对人均GDP的崇拜与追求，“人口分母论”更是得以发扬光大。支撑“人口分母论”的逻辑就是，为了集体、为了社会、为了未来，现在的个人和家庭必须做出牺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曾有重大调整和改变，唯一的例外就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控制政策。尽管1980年“一胎政策”执行之初，官方就明确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但是，截至目前，有关部门还在强调，要坚持现行政策不变。
生育政策调整左顾右盼，迟迟不能起步，主要还是因为对人口增长的担心，出于对社会、国家等宏大目标而不是对家庭、个人的考虑。 三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都经历了历史性变化，唯独中国对控制生育政策的科学性和后果缺乏反省。
数十年来，正是由于人们对中国人口太多、资源太紧张、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等先入为主、深信不疑，继续把社会、国家与集体的目标凌驾于家庭和个人之上，坚信牺牲是必要的，才奠定了邵氏“弃儿”及以往无数次恶性事件的强大社会基础。
正因为这样，中国农村才会有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与骇人听闻的标语口号，才会有广西博白穿着迷彩服的队伍去挨家挨户拆房收抚养费，才会有浙江温州女计生局长敢把罚款对象当做“砧板上的肉”，恣意处置。
正因为这样，湖南邵阳隆回县才会出动230名干部，到一个总人口只有七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时妇女平均预期子女数仅为1.5的的高坪镇去“狠抓”计划生育工作。也正因为这样，这些被从亲人手中抢走的婴儿才会被统一冠以“邵“姓。
正因为这样，当中国“十五”、“十一五”期间人口实际增长数都低于人口计生委当初规划目标各50％，累计误差高达四千万人时，当中国人口峰值目标从16亿下调到15亿，甚至还会继续下调时，当中国生育率连续二十年低于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的世代更替水平时，有关人士还在强调“稳定”低生育率，难以容忍邵阳出生的那几个孩子。
在湖南邵阳等计生官员眼中，这些所谓“弃儿”和他们的亲属并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被当成为了完成国家政策或人口计划的数。具体来说，被当成人口数了。当政府仅仅把人口看成一个数，并作为政绩考核时，所有的过激行为、对生命的践踏就得到了容忍与宽恕。
每个人都应自省
每个人都应自省
必须指出，邵氏“弃儿”是计划生育的悲剧，更是对人的生命蔑视与权利践踏的悲剧。问责绝不能止于基层计生干部、地方政府官员，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过时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反，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相信人口只是个数字而非生命的人都应该反躬自省。正是由于把人视为冰冷的数字、视为简单的分母，这个悲剧才发生了。
邵氏“弃儿”与目前人们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建筑安全、拐卖儿童等事件似不相关，但确有共通之处，即都触犯了人在社会中生活的道德底线。然而，当由政府强力推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可以不把人当人，只当成数时，尊重人生的社会道德底线从何谈起？谁会愿意生活在一个对生命蔑视、漠视，而不是敬畏、珍惜的社会中？如果要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与珍惜，是否就应该从一个生命降临时甚至形成时便开始？
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诸多惨痛的悲剧，无一例外均是源于以集体与社会的名义牺牲个人与家庭。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运动，造成无数死伤与社会分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此名义下进行的。个人和家庭被撕裂了、被牺牲了，而社会和国家又得到了什么呢？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再一次确认，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十分缓慢，人口老龄化早已加速发展。据普查数据估算，全国中年夫妇中，有40%只有一个子女，而城市中年夫妇中，高达70%的只有一个子女。
然而，就在这种人口形势下，在讨论调整生育政策时，有些人还在担心所谓人口出生率的反弹与生育高峰，而很少考虑继现行政策又会造成多少个独生子女家庭。这种把人口当成是简单的数，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的社会认识，仍在阻碍生育政策的调整。
或许，只要主流认识依然把人口当成数，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类似邵氏“弃儿”的事件就不会绝迹，因为它的社会认识基础还在。只要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不是家庭和个人福利，仍是着眼于控制人口总数和所谓国家或社会利益，中国的生育政策就很难调整。
11年前，我和儿子与哈娜一家专门去了一趟长沙，去回访哈娜被收养的那家福利院。哈娜的家长感谢福利院给了他们收养抚育哈娜的机会。而我们与周围的人则经常感叹哈娜的幸福与哈娜父母的爱心，敬佩哈娜父母对生命的珍惜与培育。
我诚心地希望，哈娜是被她父母因超生或其他原因而遗弃，而不是被计生干部抢来的“弃儿”。否则，她本来就不幸的生命开端就变得更不幸，更复杂，而她已经很幸福欢快的青年生活又会被罩上一层无法抹去的阴云。但愿是我多虑了。■
作者为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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