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 磊
11月8日记者节，一位新闻从业者在微博上写道：“很多人用自己的血泪创造了苦难新闻模式，而这种模式被普遍复制的时候，不过是让选题门槛越来越高，在这个节不节的时候，还是感怀一下他们吧。”
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得到媒体同等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兴起之前，“什么才是新闻”的选择权（同时往往也是社会议题的设定权）牢牢地掌握在编辑和记者们的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好恶决定什么事情被传播、被讨论、被推进和被解决。
自从“宜黄自焚”事件后，暴力拆迁基本上已经无法进入媒体的选题视野，这跟管制的关系不大，而是因为无论媒体从业者还是受众都已经对这类题材产生了视觉疲劳，一方不想再报道，另一方不想再消费。“门槛”被提高了，要想登上新闻版面，除非出现更加极端的抗争方式，想来让人不寒而栗。
无形的“门槛”屏蔽了太多原本应该受到关注的事务，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不少原本非常态、非制度性因素激发的事件。比如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发生后，媒体的长枪短炮争相围堵那个“可怜的女人、窝囊的男人”，贩卖他们承受的痛苦。旋即，公共空间出现了对“媒体暴力”的指责。
一边是冷漠，一边是暴力。中国传媒业的形象真有如此不堪吗？10多年前， 人们在批评传媒业时有两点最常用，一个是说媒体“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则是“自由的缺失”。今天，那些说空话的媒体早已被市场埋葬了，我们的话语方式、传播途径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自由虽然还是个问题，却也不那么严峻了。真正让人焦虑的变成了新闻精神的沦丧。
“安慰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折磨的人，折磨那些生活享乐的人。”这是最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要求，后来遭到不少人的唾弃。因为这里边的自我设定听起来有些霸道，如何去定义受折磨和生活享乐？谁可以拥有这个权利呢？
于是，有了新闻专业主义，它要求传媒业者无论是面对受折磨的人，还是享受生活的人，都要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不要主观地去折磨他们，也不要试图去安慰他们。新闻也就变成了传播，价值追求让位于工具理性。
抽离了人文和道德内涵的新闻虽然听起来一点也不招人喜欢了，但理性的力量往往异常强大，到今天，新闻几乎笼罩了我们的生活，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些没有被关注的事件，无论多么重要都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便无法进入公共议事日程；那些被媒体关注了的，无论多么无聊，总能持久地充当公共话题。
这种深层的扭曲招致过不少批评，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James W. Carey。他一直试图将新闻学拉回到人文学科的行列，而不是听任新闻学被异化为一种关于效果、决断和控制的传播技术。他描摹的最理想的新闻学是一种民主的、跨学科的、人文的、饱含想象的学科，只有那样的新闻业，才有可能告别冷漠与暴力。这样的反思原本越来越成为西方新闻界的潮流，但新传播技术的来临让事情又变得更加复杂， 更多人又开始悲观，今后，新闻在信息世界里的领地将越来越小，精神之光在技术之影的笼罩下将日益微弱。
中国的新闻世界更无法例外，虽然距离专业主义还很遥远，但工具理性糟糕的一面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很难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自由竞争。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胁迫下，媒体人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去思考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的社会结构的角色该如何扮演。过多的批评，多少也显得不公。
但是，新闻精神的重建是我们如今必须要讨论和反思的问题。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讨论中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将话题过度地引向新闻自由。毫无疑问，自由缺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但将一切精神的猥琐化都归结为自由的缺失，同样是种偷懒的行为。我们到底有没有无意间参与了扭曲这个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
与整个国家一样，新闻业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的进程叠加在一起，混沌不清，每个人都能找到批判别人的无数理由，每个人也都能找到逃避责任的无数借口。那个最常用的借口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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