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之際，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正式發布他們共同完成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提出的2030年願景是：把大陸建成「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實現這一願景的途徑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轉變的戰略建立在六個支柱之上；其中第一個支柱是「通過結構改革鞏固市場經濟基礎」，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以及國有與民營部門在經濟中的職能。
該報告的一大亮點是提出國有資本管理改革目標。包括：國有資本必須嚴格限定在具有公共產品性質、一般企業不願意提供的範圍內；國有資本應當盡可能採取金融形態而不是產業形態；當地方融資平台資不抵債時，可以透過出售國有資產填補缺口；打破石油、石化、電網、電信等產業部門的壟斷和寡頭格局。在競爭性行業，國有股權應該分散化並最終轉讓給非國有部門。到2030年，競爭行業中的國有企業應該基本上變成民營企業。
無獨有偶。吳敬璉先生不久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不僅反思了南巡講話的歷史意義和留下的遺憾，還提出重啟改革議程，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他說，1988年的經濟危機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官方意識形態「回潮」，經濟體制「回歸」。在這國運攸關的時刻，南方談話扭轉了乾坤，為重新啟動市場化改革鋪平了道路。但是，吳敬璉指出，1992年重啟的改革有一個明顯的遺憾，就是只講經濟改革，不提政治改革。
鄧小平在1986年說過，「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這是當前大陸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並且出現倒退的根本原因。當改革推進到壟斷國企和政府職能時，總是遇到很大阻力。「十五大」提出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有進有退」，只在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企才保持控制權。可是「十五大」的決定在2004年之後就不再執行了。2006年出現明顯的倒退：大陸確立了由國有經濟保持「絕對控制力」的七大戰略產業部門，以及保持「較強控制力」的若干基礎性和支柱產業。
以國內生產毛額（GDP）衡量，大陸成績斐然；但是以體制和增長方式轉變來衡量，大陸失去了十年。2001年，吳敬璉先生的著作《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出版。現在11年過去了，我們仍然站在「大關」前面。如果說1992年的改革是決策者主動推進的，那麼下一次改革有可能需要依靠危機推動。可是，當政府應對危機的時候，不可能分流多少資源用來推進結構改革，因此「危機推動改革」的結果難以預料。當年滿清統治者不捨小利，結果錯失絕無僅有的立憲機會，丟掉社稷，平添戰亂。當今大陸如果犯同樣錯誤，結局很難設想。
大陸當前的局面與鄧小平南巡之前的局面非常類似：官方意識形態「回潮」，經濟體制「回歸」；在現有體制中受益的群體掌握較多話語權、對決策者有更大影響力；現在受損、但能夠從下一步改革中獲益的群體，現在擁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相對較低；至少在下一次危機來臨之前，全能的政府仍然完全擁有決策的權力。
一個即將屆滿的領導集體是不太可能做出「重啟改革」這樣的重大決策的。但是，如果人民表達出足夠強烈的願望的話，一個即將上任的領導集體有可能做出某種承諾。
因此，在「十八大」之前能否重聚改革共識，可能決定大陸的下一輪改革到底是決策者主動推進的，還是依靠危機推動的。
（作者是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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