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3月22日 03:55:01
美国公共广播节目《美国生活》派遣记者深入调查富士康公司的内幕，披露的细节骇人听闻：工厂外边有持枪的警卫，工人的手因反复组装iPad而变形，工厂甚至雇佣未成年的童工……种种戏剧性的细节把富士康描绘成了一座典型的“血汗工厂”。不过，该节目组近日又承认记者捏造了许多采访细节，并撤回了报道。
这则新闻造假事件客观上为富士康洗脱了“血汗工厂”的罪名。富士康是知名企业，利润多，目标也大，工人待遇因而很受社会关注。但如果我们稍将目光移向沿海地区的其他中小企业，与富士康相比，它们恐怕更符合“血汗工厂”的形象。同时，我们也深知，有“血汗”，才会有“繁荣”。“中国制造”这些年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只是低劳动成本的一个副作用。
依靠低劳动成本维系的“繁荣”无疑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一旦出现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就会转移，并且，纯粹的“价低者得”的游戏规则不可避免会导致工人工资低、工时高，保障低等等劳资矛盾。东莞某工厂的员工在一个视频访问中曾这样说，工厂宁愿冒风险继续低价雇佣民工也不愿意为生产流水线购买机械手臂。为什么？还是价格——人比机器贱。
当我们听到工人说出这样的话时，内心无疑是悲愤的。为此，呼吁改善工人待遇的声音也就越发高涨，甚至有了譬如“血汗工厂”等等“抹黑”企业的言论。但问题是，一旦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情况真能有所改善吗？例如，富士康对外声称普遍上调工人工资一到二成不等，但还没等到工人们享受到调薪的好处，我们马上发现，深圳富士康集团周边的房租出现暴涨，原来仅15平方米的小屋租金已由一年前的三百多元涨至500元到600元。再加上飞速上涨的物价指数，对富士康基层员工来说，“涨薪”带来的好处马上变得聊胜于无。
在传统的经济学看来，工资水平、就业率、物价指数这几组变量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工资的上涨后，企业为了控制人工成本，必然引发裁员，造成失业率上升。而由于涨工资而增加的那一部分生产成本，最后会体现在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就是说要消费者来买单。长此以往，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很难说这个过程到最后谁真正获益了。消费者？工人？还是企业主？
单纯的涨工资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的劳动者而言，无论工资如何上涨，我们始终是占据着每周上班时间最多、待遇最差等多项指标的世界第一。从中我看到的，不仅是工人生存的艰难，更是当下中小企业经营的困境。投资经营环境全线恶化以及高税率导致许多企业生存困难，并且央行还隔三差五地加息，同时为遏制通胀而收紧银根。种种事实几乎将民营制造业逼上绝路。于是，企业为了生存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更大限度压榨工人。
又想要遏制通胀，又呼吁工人涨薪，这本身就是相矛盾的两个目标。与此同时，有人还故作高调地呼吁“企业家的良心”，我真心觉得这些做法充分表现出了我们思维的混乱。改善工人待遇的根本做法是改善社会的投资环境和企业的经营环境，换句话说，政府应该向企业减税、放宽信贷。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人大代表、T C L董事长李东生在“两会”上提出的。作为一名企业家，李东生很清楚，只有当企业生存无虞，它才有精力考虑工人待遇的问题。毕竟，企业不是福利院。
当然，当一个企业做得足够好时，它会变得和福利院很像：英国药业大王托马斯?霍洛威为员工修建医院，卡内基一生修建过两千八百余座公共图书馆，近代中国的张謇更是在做企业之余致力于教育与社会改革。这些企业家走的路线正好是“血汗工厂”的反面，但今人切不可将此简单地理解为企业家们人格的光风霁月，而应考虑到是当时企业生存环境的相对宽松成就了他们。只知赚钱的企业，固然是悲剧，但如果企业连钱都赚不了，那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今天的情况，更近于后者。
原刊《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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