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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云龙
（何籽/图）
因为夜太深太长了，从第一声鸡鸣到太阳升起也就格外漫长。
我曾经历过一个长达两年的“五更寒”——从“四人帮”倒台到我获释出狱。我每天都在想尽办法，了解外面的风云变幻，等待着黎明曙光的升起。
设立监牢，除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外，大概还有一个目的，是屏蔽信息。
在铁窗下想了解窗外的信息，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看守所为囚犯们订了一份报纸，但并不是每天都送进来，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那时的报纸，本来真正的新 闻就很少，大都是领导人的活动、会议、文件和“典型经验”之类的官样报道；到了看守所，又经过一次严格的筛选，凡是登载比较重要新闻的，就不给送进来。我 计算过，每周大约只能看到一天的报纸。而这张送进来的报纸，还要在各个监号中传阅，一个号看一天，等传到最后一个监号，已经是半个月过去了，而且经过上百 人的手，报纸早已成了千疮百孔的碎纸片了。而这些残存的纸片，对我来说则是宝贵的信息来源。我仔细地读每一段文字，努力想象着文字后面的真实。我想，在外 面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读报像我这样认真的了。
铁窗下的人自有获得外面信息的渠道。首先是听广播，就是街头的大喇叭（监号中没有收音机和小喇叭）。那些年，河南的城市，从郑州到下面的县城，都有 有线广播系统，大街小巷都在大喇叭广播的笼罩范围之下，看守所的高墙阻挡不住大喇叭的声浪。尤其是顺风的时候，有些广播声可以越过高墙，飘到铁窗内。
此外，更可靠的来源是不时进入铁门的新犯人。每个新来的人，都会受到老犯人的盘问，除了他的案情外，还有他在外面的见闻，包括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在信息严格封锁的社会，这一直是人们得到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
第三个来源是看守和警卫。虽然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一般不会透露什么消息，但他们也是人，有了重大消息，难免也会有说漏嘴的时候。例如“四人帮”倒台的重大消息，就是警卫黄建庄有意无意透露给我的。
1977年元旦那天，街头的大喇叭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头条好像是照例要发的“元旦社论”，我听不清楚，似乎没发现什么新东西。但 是，在新闻节目后播出的音乐，让我一下子震惊了——那分明是一曲悠扬的“洪湖水，浪打浪……”这是196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 “文革”开始后，在“打倒贺龙”的漫天口号声中，这支歌曲早被作为“黑歌”而被禁唱了。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贺龙领导闹革命”，江青说，这个歌剧和这首歌曲 是贺龙“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现在，这首已经整整被禁了十年的老歌又公开播出了，这不是说明有些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吗？
当时，我在狱中并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举行过了，只知道《洪湖赤卫队》并没有解禁。 我把“洪湖水，浪打浪……”的重新唱响，当成逐渐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了。这一天，我又兴奋起来了，在铁窗下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听歌》：
悠扬一曲洪湖水，勾起十年风雨情。
鸱枭横行百鸟寂，华光初照万歌腾。
是非自有真诠在，功过且听历史评。
莫笑楚囚铁壁下，惊涛骇浪是人生。
虽然我所盼望的根本性转折并没有在那一年发生，但类似的每一个小的变化，都使我的希望和信心增加一分。
例如，1977年中的一天，站岗的哨兵李子奇突然来到我的窗前，他板着面孔问我：
“你在看什么书呢？”
我从身边拿起一本书，说：“在看《资本论》。”
他看了一眼，教训我：“这就对了，你在这里就应该好好学习马列著作，改造思想。”
然后，他说：“我考试你一下，看你学习得怎么样。”接着他给我出了道题：“你说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
我吃了一惊：这个当兵的还有这个兴趣？真是人不可貌相。平时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这个人说话刻薄，对犯人总像凶神恶煞一样。最可怕的是他似乎有虐待 狂的倾向，吃了晚饭没事干，就喜欢到监号窗口逛，找到个理由就拉出个犯人，到院里去“捆一绳”，听到犯人被捆得狼哭鬼嚎，他似乎很享受。所以犯人们一看到 他来了，都很紧张。
今天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也有点紧张，怕他是找碴要捆我一绳呢。
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他拿出个小本子，一边认真地记着。记完了，他合上本子，说：“回答得差不多——但是还不完全，还要好好学。”
我问：“哪里不完全？”
他说：“现在没空和你说。”然后就走了。
这演的是哪一出？我如坠五里雾中。
下一个接班的哨兵是黄建庄，就是那个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喜讯的小战士。我就把这件蹊跷事对他说了，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听就笑了，说：“别怕，他是拿你当老师了，他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呢。”然后，他告诉我，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考现在恢复了，第一次高考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个消息又让我高兴了半天。恢复高考虽然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了，但是，这说明外面确实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文革”的痕迹正在一点点地清除，这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这位李子奇在高考中到底失败了。参加高考后他依然要每天来站岗。在我出狱前，我们还演出了一幕“狱中捉贼”的剧。
1978年底，妻子给我送进来一条新做的裤子，用当时最时髦的高档灰色“的卡”裁剪的，裤线熨得笔直；因为狱中不准使用腰带，在裤腰上加上了宽松紧 带，谁看了谁说好。我收到以后，非常高兴，把这看成是一个无声的信号：她大概估计我有希望要出狱了，所以给我准备了出狱那天穿的“礼服”。
我又犯了“高兴得太早”的毛病。新裤子穿上身，半个月后还没有动静。我只得把裤子换下，借放风的机会洗干净，挂在院中的铁丝上（放风时，先上厕所，把号内的尿缸抬去倒掉，然后到院中的水管去打水，这时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洗衣服）。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从窗子往外一看，昨晚才挂在院中的裤子不见了，就向来开门的看守“报案”了。
在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大院里居然发生了盗窃案，这引起了高度重视。我被叫到一边，所长和县中队的指导员详细问了情况。我说出了我的判断：我是昨晚最后 放风的，裤子挂在院中以后再也没有犯人出过监号；我发现裤子丢了是在今早放风之前，因此不可能是犯人偷的。丢裤子的时间就在昨晚放风后到今天早晨放风前， 这段时间里院中只有警卫哨兵……
紧接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查号”，所有犯人都被赶到院中集合，警卫挨个给犯人搜身，然后又到各号里彻底搜查了一遍。果然没有在犯人中间发现赃物。
犯人回到监号后，外面又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声。我知道，这是在县中队的宿舍中开始搜查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被叫出去。看守所长和县中队指导员拿着一条裤子让我认。我一看，就是那条丢失的裤子。指导员的脸色铁青，一句话没说。所长说：“裤子你拿回去，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了。”
我不说，可有人说。黄建庄上岗后悄悄地跟我说：“真他妈丢人……”
原来，在县中队吹响集合哨以后，有人把这条裤子匆忙地从宿舍的后窗扔到街上去了（那条街叫衙后街）。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部队营房里掉出条裤子，就拣起来送进来了。
我问是谁偷的，他不说，只说：“你看这几天谁不上岗了吧……”
我注意到，那位考我“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李子奇有一个星期没有值班站岗……
时间进入1978年以后，外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送进监号里的报纸上出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我虽然无法了解这场大讨论的全貌，但从能看到的片言只语中，分明感到一场有重大意义的巨变正在临近。
这年春天，和我同号的“在毛主席鼻子上捅了个窟窿”的李伟森出狱了。到秋天，对几个“政治犯”的提审突然多起来。特别是对“最老的政治犯”田忆秋的提审，更是震动了全监所。
我和这个田忆秋从来没住过一个监号，所以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从刚入狱时就听说，他和已经死在狱中的寇学书是“资格最老”、关押时间最长的犯 人。说他“资格最老”，不仅是因为他“文革”初期就进来了，还因为他建国初就曾经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这个人的可敬之处，是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和尊 严。衣服尽管破旧，但风纪扣总扣得整整齐齐，举手投足都像是在走队列。他1957年在部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军队里也打“右派”了）。 而他被送进看守所，还并不只是因为“右派”，他还有一个更离奇、更吓人的罪名：“日本特务。”
一次在院里打蜂窝煤时经过他的监号，我曾经问过他“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他说，在部队时，他的连队里有几个日本人，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下的 技术兵种。这些人编入解放军后，和他一起战斗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4年，中央决定把这些日本人全部遣返，一个不留。他们不愿走，希望留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行列中，但没获得批准。这些“日本战友”回到日本后，还经常给他来信。他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回乡后，这些来自日本的书信还不断。这种“海 外关系”在河南农村成了远近风传的奇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日本来信就使他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被送到看守所了。
关在这里十几年，一直没人提审他。到1978年底，他忽然被提审了，回来时满脸笑容。原来提审他的是军人——军队里正在给当年的“右派”改正，就派 人找到他的老家，发现他早就被关到看守所了，于是就找到看守所，目的是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顺便也了解一下他的“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
这年年底，大喇叭里传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随着“四五运动”获得正式平反，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到来了。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田忆秋居然也有望出狱了（他在我出狱后不久也释放了）。
1979年元旦来到了。那天，我写了一首《七律·迎新年》。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心情：
岁暮炊烟飘狱门，依稀笑语杂刀砧。
翻天已录千秋史，覆地更开一页新。
禁果初尝民主味，快风横扫积冤云。
夜深扳指细细算，平反出监已几人？
这是我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19天以后，1979年1月19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被传到看守所外那间大房子里（就是1976年10月1日 晚法院对我开庭审判的那个房间）。许昌地区公安局预审科的于科长（就是四年零九天前宣布逮捕我的人）宣布了对我“免予刑事处分”和“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的决定。
我仔细看了这纸留下巨大“尾巴”的决定，当即拒绝签字，表示不接受在这个条件下的释放，要求回到监所里去，等待一个不留“尾巴”的彻底平反决定下达之后，再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于科长劝我说，先走吧，有意见出去后再申诉嘛。
于是，我在那份裁决书上签上“不同意、不接受”的意见后就出狱了。果然，在我出狱后半个月，“彻底平反”的决定就下发到县。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大戏”这样才落下大幕。
上一篇“狱中杂记”在见报时附上了我在狱中画的两张小画，有些朋友对此表示惊异。
其实，我没学过画画，那是小学时在课本上画小人练就的小本事。那两张还不是成功的作品，我最得意的作品是为看守所所长（不是原来的王海法所长，他退 休了，而是他的继任者）画的一张漫画肖像，据评价是画得像极了，形神兼似，让同号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就拿到监所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厕所去张贴，办了 个“厕所画展”。结果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放风时各号轮流如厕，进去时都规规矩矩，出来时皆哈哈大笑，人人笑得直不起腰。哨兵在岗楼上见事有异常， 连忙上报，于是派一队兵进厕所搜查。可士兵们也都一个个蹦着高跳出来，笑不可支。整个监所的人，不管犯人、看守，还是警卫士兵，都像得了疯魔症，笑成一 团。这是看守所多年未有之怪事。最后所长来了，看后怒不可遏，开始了一次大追查——我只得承认是我所画，动机是闲得无聊寻开心。
我本想这回可要挨一绳了，结果却居然平安无事——那时离我释放已经没几天了。也好，让四年多的铁窗生涯以喜剧告终吧。可惜这张成功的画被愤怒的所长撕碎了……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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