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27歲的香港市民蘇守忠，站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40年後，2006年，包括朱凱迪在內的一群青年，絕食抗議政府拆卸天星碼頭。歷史的鐘擺兩次回到這裏，呼喊著同一內涵──「香港人的土地，是應該為香港人的生活去發展。」隨之而激發了近年連串大規模本土運動，香港意識正式崛起。
文/雨文
採訪/雨文 黃麗萍
「香港故事」未講完
「香港政治化透過本土運動進行。過程中雖然會不斷失敗，但卻創造出新的形勢，具有一定影響力，包括對內地，這與台灣的本土運動不同。」朱凱迪說。
牽動香港人心的兩大群眾政治活動──六四紀念活動和七一遊行，前者關注內地民主自由的發展，後者則針對香港本地事務，在今年都創下了參與人數的又一高峰。七 一遊行的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估算，今年遊行參與人數多達40萬人，人數之多僅次於2003年的50萬人和2004年的53萬人。在遊行途經的街道， 除了傳統政黨設置了籌款街站，愈來愈多大大小小的本土運動團體也設置街站。他們與遊行人士一起高呼「香港是我們的主場」，香港意識相當炙熱。
「97 回歸前，許多學者都說『香港故事』已經講完。一個『小城市』回歸『大國家』，中央政權穩妥，加上搞國民教育，以為香港意識會變弱，而國族意識會變強。但回 歸至今發現，『香港故事』還未講完，不斷有新故事發生。」長期從事香港文化研究，自1996年起從事「港人身份認同感調查」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 學院副教授馬傑偉認為，「香港故事」得以延續，與香港年青一代的價值觀轉變有關。
作為「香港故事」核心的香港意識，在回歸前以經濟為主軸，但在回歸後尤其是近年，卻轉向政治化。馬傑偉指出，本土意識由以往著墨在生活、習慣等文化層面，轉變到近年強調要由政策層面來體現生活的價值。
本地社運界中堅朱凱迪，2006年率先發起「本土行動」，保護天星、皇后碼頭。他認為，本土運動是香港政治化的主要組成部份，香港在擺脫殖民地走向一國兩制 時，港人開始有新的政治想法，想藉著建立集體意識來決定自己的未來。「當說政治化事件時，過往關注的面向是與中國切割不開的，如89民運。焦點放在大陸， 香港自己卻沒有未來，很無奈，因為沒有話語權。97後，2003年的七一遊行是最大的轉折點，是質變，整個焦點重新回到香港這個城市本身，要保護的是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意識」萌芽之時
香港意識之所以出現如此轉變，必需追溯到它的根源。在國共內戰前，香港與內地交往頻繁，兩地差異小，香港是廣州文化的一部分，並無一個獨特的香港文化身份， 所以相較於香港意識，嶺南意識反而較強。50年代開始，大量逃避戰亂的內地人移居香港。對於他們來講，香港只是一個避難所，故此有「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說法。
香港意識在60、70年代開始萌芽。當時，第一代土生香港人佔總人口的一半多，成為大多數。加上香港經濟開始急速起飛，締造了「亞洲四小龍」的神話。相對於 內地的政治動盪與經濟落後，香港人有一定的優越感。這些獨有的經歷，使香港人建立了一份抽離於中國身份的「香港是我家」的集體價值觀。不過，作為殖民地， 香港民主發展有限，香港意識是透過經濟奇迹來建立的，香港本土意識較為單薄。馬傑偉說：「對於香港人來說，香港歷史是抽象的，只是由漁村轉變成大都會的概念，經濟奇迹大過本土歷史。」
有別於經濟型的本土意識，蘇守忠在1966年於中環天星碼頭絕食，引發的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則被視為是關心社會、抗議不公的真正本土意識的萌芽點。此後在1968年，以學界為代表，發起爭取中文享有官方語言地位的大規模社會運動，更被視為是反抗殖民地政府不公平的第一波本土運動。
80 年代至97回歸前，香港意識仍延續著70年代以經濟成就來標榜香港的主軸，並被廣泛敍述成是「香港故事」，成為社會主調。台灣文化人龍應台，在2004年 所寫的一篇《香港，你往哪裏去？》的文章中，把這種主流意識稱之為「中環價值」：「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 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在這種價值觀下，香港經濟不斷發展、 土地資源不斷被開發，亦為近年的第二波本土運動埋下伏線。
在迷失中崛起
97 香港回歸後，面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治形態，香港意識走向政治化。馬傑偉指，香港被定位為中國的城市，與北京、上海作比較，最低潮時甚至與澳 門作比較。朱凱迪認為，港人因而迷失了自我，「97後，香港人就是在這些被加在自己頭上的框架底下來看自己。那幾年，香港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港府為了應付周邊地區的競爭，大力發展金融服務業和基建項目。金融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0.3%，上升至2009年 的 19.5%。這使本地中央商業區的土地需求大增，政府於是通過巿區重建和填海工程，來增加巿區中心地帶的土地供應量。這與回歸前，以經濟發展作為主導的思 維模式一樣，不過，民間卻開始有自己另外一套想法。
本土意識正式被搬到枱面並政治化，起點是2006年底開始的保護天星、皇后碼頭運動。當年，朱凱迪與一群社運人士、社運團體，組成「本土行動」。他說︰「我 們想透過運動，把本土意識放在政治層面來討論。整個討論指向香港人，讓大家想想這些發展究竟是為誰服務。」整個運動探討的，是香港城市規劃和空間問題。 「香港人想取回生活的主導權，不再只是關注政制如何發展、我可否投票選特首的問題，而是要掌握日常生活的部分，主動塑造香港。」
同時，本土運動亦越來越多地針對中港關係。馬傑偉說，「舊時『中國』是模糊的，但現在大國崛起，同時又有許多陰暗面，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意識崛起。」
2003 年的七一遊行，港人從政治層面提出香港本土意識。當年50萬人上街，反對特區政府按中央意願，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要求政府立即擱置有關制止叛國、 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國家及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的立法工作，因為擔憂23條立法將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是港人首次主動提出要守護這座城市、 自己「家」的核心價值觀，即自由、人權、公平等，本土意識強烈。
多項涉及中港融合的大型工程和措施，亦引起港人不滿，指香港從未被諮詢，只是在不斷地「被簽約」。典型例子就是在2009年底，民間大規模反對興建廣（州）深（圳）港（香港）高速鐵路項目（簡稱高鐵），以及隨之而起的保護石崗菜園村運動。
80 後本土社運人士卓佳佳說：「香港人的土地是應該為香港人的生活去發展，為何我們一定要為『人民幣』服務？現在賺到的錢只到小部分人手中，如地產商，代價卻 是由全體香港人去承擔。」她批評政府現時的社區規劃，根本不是為了香港市民。「我並不抗拒中港融合，但不可以單方面被對方融了而失去自己，應該堅持自己的 價值、獨特性，去影響對方。」
例如新界北區粉嶺的馬屎埔村，同樣被包括在中港融合計劃、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內，當地村民要面臨被拆村的危機。村民與關注事件的本土運動團體，兩年來發起 多次反拆村的抗議行動。「一句為了與珠三角融合，就去建立一個新市鎮，與內地的地產項目融合。我覺得香港現在只是被再殖民，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則是 中共的殖民地。」卓佳佳由關注馬屎埔村的發展，到進駐當地並與村民一起創辦「馬寶寶社區農場」，推廣永續農業，來抗衡官方的發展模式。她指，政府從未就有 關計劃諮詢過公眾意見，是「偷步出賣香港人」。
這名80 後，如此著緊馬屎埔村的前途發展，原因很簡單，就是「香港是我家」。「其實我的想法是為整個香港而去做的。許多人說台灣很好，永續農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為何不移民到台灣呢？但我會覺得，就算到了那裏，那裏是不是我的家呢？無論是我或者我的父母，現在或者將來，都會把香港視作自己的家。」
她指自己這種以香港為本位的想法，是受到保護天星、皇后碼頭行動的影響，「那時開始知道甚麼是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是建立於一個人如何在這個地方生活，怎樣去 用這個生活空間和擁有一些共同的回憶。」卓佳佳說，正因為這種香港意識與現實落差太大，港人完全無法主導自己的發展方向，才引致今年七一有40萬人上街。
內外夾迫 本土意識往哪裏去？
本土運動曾嘗試在2010年，改變這種政治無力感。當年社民連和公民黨五名立法會議員，透過辭職後再參加補選，發動「五區總辭」運動，提出藉著選民參與「變 相公投」，以表達要求落實普選的民意基礎，嘗試在政治夾縫中有限度地推動民主政治。不過，五區補選的投票率只有17.1%，不少論者皆認為「公投」運動以 失敗收場。
朱凱迪說，曾積極參與「五區公投」的本土運動團體，當時的挫敗感很強。「五區公投後本土運動一直無法擺脫那種無力感。像在今年的特首選舉裡，就沒有動員反抗 力量，變成最終任由媒體炒作僭建事件，相當荒謬。」他又形容，香港這兩年的政治環境如去年區議會選舉種票案、今年的特首選舉，都令港人無法冷靜。
此 外，在與內地高度融合下，香港漸漸「大陸化」。自由行和雙非孕婦問題所引起的種種問題，令港人感到憤怒。去年中起，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發起的「香 港自治運動」，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共鳴。以他為代表的「香港城邦論」者主張，香港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享有自治權利，強調建立一個作為 『我』的香港人，與作為內地人的『他』有甚麼不同。
曾任灣仔區議員，同時亦是文化運動人的金佩瑋，去年接觸了陳雲的「自治論」後，被他所吸引而加入了「香港自治運動」網上群組。「五區公投後，部份本土運動人士選擇重建菜園村，部份人士卻消失了。涉及到中港問題中的族群問題，大家都不敢碰，陳雲則接手了這一塊。」
「香港自治運動」成員謝家俊表示，他們主張「中港區隔」，中國政府必須根據《基本法》行事，除了國防和外交事務外務，不應干預特區的內部事務。與此同時，他們也不贊成香港介入和干涉內地事務。
「回歸初期北京尚算放手給特區自治，但在2003年七一以後，就變成『以我為主，不斷干預』的政策，這體現在北京不斷地干涉香港政務之上。中國政府的駐港機 構，往往扭曲香港的情勢，損害了兩地的關係和利益。中聯辦本來只是聯絡機構，時至今日已變成類同於昔日英國殖民部的角色，例如介入特首選舉。」謝家俊說。
今年初發生「蝗狗」中港罵戰，使本土運動內部出現撕裂，分成「支持蝗蟲論」與「反對蝗蟲論」兩大陣營。對於有社運人士批評，香港自治運動支持「反蝗」論，是 類同西歐反移民的右翼排外思潮，謝家俊表示絕不認同，強調他們並非「反移民」。「我們只是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以及毫無節制的內地遊客自由行政策。他們 的不斷湧入，很難避免會與土生香港人產生族群衝突。不少泛民主派政黨和社運人士，囿於長期高舉『公平正義』、『幫助基層』等意識形態，都不願意承認和觸碰 這個問題。」
面對內外的挫敗感，朱凱迪預計，未來本土運動所面對的形勢將會變得愈來愈複雜。對外，有中央的存在；對內，則有許多對抗性的力量如地產霸權、小圈子選舉等， 較以往困難和複雜得多。「以往是親共產黨，或是親國民黨。之後是親共或反共。但未來，本土運動每走出一步都會很有意義。」
朱凱迪指，如果土本運動能夠在香港實踐成功，也將對內地產生一定影響，李旺陽事件正是最好例子。「未來香港作為可影響內地政治的地位將重新提升，這與台灣本 土運動不同。台灣從來不是可以影響大陸的基地，但香港正相反。如何令香港本土運動在內不讓資本家吃掉，同時又可抗拒專制，打好這場角力戰，繼續影響大陸。 這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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