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争议包括摊位愈多者（如三中商等大出版社）愈先选位，中小出版社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厕所位’或楼上三号馆，而租金跟‘好位’相同。‘今年指出版商租仓位需按摊位数目先付按金。这对小出版商来说负担颇大。’”
出版商和传媒同业都不期然质疑记者：离书展还有一个月，你现在谈论，会在书展开始前被忘得一干二净。有道理。然而议题周期愈短，重生就愈容易。
书展二十二年，每临7 月，老问题还会在舆论里复活。
记者请贸发局当面响应每年批评，副总裁周启良快人快语，说贸发局近年“开始文化”是因为给人“闹得多”，但贸发局“不是文化推广机构”。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首届伊始傲立书展，其叫卖、出版尽现庶民活力，是书展销场的骨干风景。书展安排问题每年层出不穷，是故仍旧听见彭的三字经。
上书局总编辑邝颖萱协办书展文化活动，为本土作者奔波、直言书展的文化预算问题，展示小出版社的承担。
Kubrick 店长Amanda向以推动小众前卫文化为志，今年决定在摊位内搭起小舞台。
皇冠出版董事总经理麦成辉在书展外发力，与其他中型出版社分享资源，连结版权买卖力量，初见成果。
七日喧嚣，寸土必争。透过重问书展是文化还是销场的老问题，只为尝试一瞥散落展场内、和缺席于展场上的、艰苦经营的中小型出版者。
第一回：文化之to be or not to be？
1.0 请学懂欣赏我们
自2005年林天福上任贸发局总裁，书展在销售的历史使命上逐年增加“文化含量”。林甫上任和《亚洲周刊》合作，邀请华文话题作家、西方著名作者到访书展。2007 年起制订大会文化主题，2009 年开设文艺廊。去年成立文化活动顾问团担当“质量控制”。
粗浅归结，文化以高雅和道德之姿入主书展，和现场散货叫卖一地弃书的气氛大异其趣。去年驱赶0靓模事件高举洁净形象；高雅则见诸受邀参与讲座作家。今年来港作家名单表面平淡，但仍邀得独当一面的内地科幻作家刘慈欣、闻说将参选总统的李敖，和当选年度作家的西西。而香港异议作者利瓦伊怡、偏锋低调但深受推许的淮远都在本地作家推广之列。从每年到访作家名单看，胸襟眼光均属行内。
只是交流的实践如何？过往曾有批评指传媒难以访问作家、讲座不切题、文化活动预算捉襟见肘等，这关乎策划者的“牙力”和文化活动管理智慧以至诚意。周启良回应：“有意见我们会听取，思考改进。但我想大家有误会。我重申我们不是文化推广机构，而是贸易推广。”无怪乎有人提出书展不应由贸发局主办，举例可效法台北书展由出版业界组成的台北书展基金会主理，官方资助。又有提议指书展应由政府文化部门代办。
但周启良说书展已成为九十万人流管制的事，牵涉大型活动管理，而非单纯文化聚会：他们曾考虑放弃主办，却无人接手。由贸发局继续主理，看来暂无别途。
“畀人闹得多，现在我们要有文化使命。我又不觉得之前卖书有什么错。”周启良为评论人在不理解下批评感气愤，却又自我检讨：“去年参加书展二百七十场活动的市民有六万，比前年上升一倍。比对九十二万入场人次，当然我们也不满意，10%也不够。”香港会展1988年落成，因暑假淡季而出现空档，1990年贸发局决定接手大会堂书展，以销售为本位。对书展或贸发局寄予文化期望的落空，贸易机构执行文化推广的先天错位，即使在近年主办当局努力下，也不容易妥善梳理。
梁文道多年来既为贸发局“度桥”，亦不讳批评。他也直言此是结构问题，“情况是很尴尬：那些展览、讲座每到细节设计就出现问题。贸发局确不是文化推广机构，但我也不认为应由文化机构代为主办。我期望的图景反而像爱丁堡艺穗节或釜山电影节那样，在每年七月，公共图书馆、民间、书奖团体等在各个角落共同围绕书去做展览、推广交流、共同创造全城阅读的文化氛围。”但对展场内艰苦推动阅读文化的人来说，依然希望抓紧错有错着的机缘。在九十万人次聚集的现场，还是一个“由量变牵动质变”的契机。
为书展组织专题讲座的邝颖萱认为，引介本地作者给香港读者，到海外或至少华文市场，乃是书展首要题旨，“我在想象多元画面。书展应否透过支持本地作者，扶助本地出版业？”彭志铭也问：为何去年不安排韩寒和香港八十后作者对谈，而只跟前辈名作家同台？小出版社资源紧绌，推新锐作者风险大，但亦吊诡地唇齿相依。次文化堂十年前有陈慧“爆出”，今年彭志铭推新人林匡正，其《80后运动》刚夺香港书奖。上书局以“每四本书可蚀一本”的游戏规则支持新作者，“今年有四五个新人来敲门。”邝颖萱今年将办涂鸦主题讲座，由MC仁和台湾的毕恒达对谈，拉出视野，还有因抗地产霸权进行全天候生活实验而受注目的庞一鸣。既推新作者，“亦是时下脉搏。”
1.1 我们不能公开文化开支
邝颖萱指贸发局对文化议题态度开放；但若牵涉到经费就显见张力。邝并非邀请最著名的外地作者，“办方初时不给预算，只问我那嘉宾是谁？得唔得噶？宁愿我请熟口熟面的本地作家。”而上书局编制的《读书好》作为书展场刊，乃由地产商赞助而非贸发局出资，碍于预算，只能印制十万本，数量只及去年入场人次九分一，书展首两天已派光。
不止场刊，书展不少文化活动原来也由“有心人”资助。周启良道，“搞文化事业需很多资源，我们的文化开支也大了很多。好像英国文化协会、领事参赞有帮忙，亦有机构赞助天水围学生来书展。近年又有邓永锵出资请英伦作家来。”这么多有心人，贸发局的文化开支，委实占整个书展预算多少？
周启良拒绝公开账目：“不同读者对此可能有不同诠释。”有人觉得贸发局有此责任。周说：“我不觉得有。”贸发局乃“法定组织”，以商业原则运作，亦由立法会拨款的公帑支持。巿民监察公帑运用的权限，的确是灰色的问题。“究竟问我们索取预算的人，是想争取更多资源还是什么？任何出版机构想搞活动，我们也会因应资源，看看会否配合。”贸发局主要支持的“飞来蜢”为各出版社自行申请的“新书发布会”。甚具影响力的艺文书店Kubrick每年申请，也只获批一个，而且讲座远离展场。店长Amanda说，“不想只谈新书，还想拉出书展没提出的议题。”Amanda今年决定在自家摊位开划两平方米的小台，每天发起边缘议题讨论，如弱势文类、本地缺席书展的同业造书之路等，在边缘设置“呼唤的中心”，令不能见变成可见。“但这年贸发局不允加大摊位，我一再去信说明加位理由，请求受理。他们只官僚答复。我惟有自行开辟小台。”
第二回合：不谈“文化”，就谈贸易
文化推广或许是美丽误会，那么贸发局以“促进、协助和发展贸易，尤其是出口”为旨，如何令整个出版业继续在贸易里活跃，许是责无旁贷。
梁文道指，六七年前还会向贸发局进言，发展版权贸易，建立华文世界的出版重镇，但现在已“时不我与”，北京图书会的业内交流地位已然确立。“现在，只能集中把零售这一块做好。来书展的内地游客日多，不曾出席内地书展的韩寒也现身香港书展，结果引来不少内地青年。销售还是有发展空间。”依这些前提去理解中小出版和贸发局就书展安排的多年争议，便会明白争议远不囿于行政、展览专业或个别利益的考虑。中小出版社如何“被现身”书展，牵涉到能否在销售的平台上，确保他们的参与成本处于合理水平，接续百花齐放的活力。
历年争议包括摊位愈多者（如三中商等大出版社）愈先选位，中小出版社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厕所位”或楼上三号馆，而租金跟“好位”相同。“今年指出版商租仓位需按摊位数目先付按金。这对小出版商来说负担颇大。”彭志铭指，去年贸发局要求先运书往将军澳再送会展，今年则要把书先运往青衣再交湾仔。既要书商提早印好新书，又大大提高运送成本，费时失事。
“这些年来我不断口诛笔伐，我终在六七年前争取到一号馆‘一条街’，共二十八个摊位给散兵游勇先选位。如此维持四五年，前年再跟邝颖萱成立中小企书刊业商会，组七十个摊位以更先选位。”彭和邝指，去年贸发局受大出版社压力下，不让他们再自成“读家村”， “贸发局打散我们，加入其他小出版社，合成一百四十四个摊位。只要让弱势团体有机会做生意，我们求之不得啦！”今年中小企区仍在，闻说比去年离大门远“一条街”，周启良则指中小企区位置固定在“第二好位”。“展览是专门学问：让大摊位先选是国际惯例。若全部书商平等抽签，小出版商因此先选，很可能会打散摊位，大书商会很难选，或因而不能参展。展览根本做不成。”“另一理由是，大出版集团资源多些、研发产品多些，对买家的吸引力大些。我将大公司放前，没错吧？也不要提它给我的钱多些，我应该服务它好些。”周启良强调在商言商，但同时又指贸发局不是商业机构，所以摊位租金未能根据“市场”波动，偏远摊位较廉宜，“这要求合理。但贸发局是半官方机构，要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那条（价钱）线划在哪？一样引发争议。若三号馆八折收费，我们间中把人流引到三号馆的话，贵的摊位又会抗议了。”依贸发局思维，妥贴服务大出版商才能撑起书展，又如何体验彭志铭提出的“多些业界参与，提升行业动力”？彭志铭指高地价逼迫书店下架快，没门市的出版社囤积死货特别严重。牛棚书展停办，渣打书展撑不下去，商场书展不成气候，香港书展进一步成为中小出版商的营运关键。
后话：面目模糊
有三中商主管向记者指出，今年本地出版明显减少，香港书架都要由台版书填空。近年新出版社寥寥，去年咬牙一试的朝气文学出版社文化工房也不再参展，文史哲重要推手序言书室也从不参展，成本不划算，喧嚣中生意也做不来。
当然，七天书展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本地出版困境，但在此资金、人流量极大的七天，贸发局一个微小的行政决定往往足以判处小出版社“死刑”。各处突起的小军，往往能诱发关于书的无边、新颖想象，政府挂在口边要推行的创意产业，关键正正在于“小”的力量。
记者想起皇冠掌舵人麦成辉慨叹，贸发局推广高雅文化声势强大，媒体总爱挖“低俗”书展争议也铺天盖地，偏是默默耕耘的出版社面目模糊，其“不高不低”、山寨雅致兼备的出版生态光谱，却未能得到呈现。“出版界本身其实很小，太小了，欠缺社会实力。”
迟来的版权交易？
承上文谈到贸发局推广出版贸易的角色，应提“版权交易“一环：一种比推动零售更见远虑的环节。
然梁文道指时机已过，也令记者想起年前贸发局在书展半途关闭开设的版权交易房间。“可惜大出版社不支持。”邝颖萱建议书展首两日闭门做版权交易。“外国书展也这样做。若销售时间少了，主要可能是大出版商不愿：他们去各地书展买卖版权不难，小出版商则很难。”周启良也不排除未来或有此安排， “但我要看到版权交易的需求达一定数额，才这样做。”无论如何，贸发局今年决定再推版权交易。首先开辟版权酒廊“International Copyright Exchange Lounge”。二是亚洲出版研讨会转为国际出版论坛，请来外国大型如Penguin的出版社来看酒廊上展示的本地出版。第三是porto网上虚拟交易平台，现有四千多本香港出版书籍资料。
书展外发力
香港卖书往国际并不多见，邝颖萱指，MCCM出版社曾单枪匹马到法兰克福卖版权，大叹不简单，也困难重重。
麦成辉去年和天窗、明报、突破等出版社组成流行图书协会，共商对策，面对销售点减少的困境。他们希望集中力量，一同开发版权售卖予两岸三地，开研电子书等。
皇冠和天窗这十年已累积卖版权予内地的经验，他们偕「新手」亲赴中、台、马来西亚书展约谈版权，同样重要的是，“见识别人如何造书，刺激灵感。中国近年的书别有实验性。他们有时还嫌香港书粗糙。”那香港的书还有版权市场吗？
麦指，香港以心灵、励志为主题和流行文学的“原创书”做得较好，内地需求也颇大。香港则很少买版权做“版权书”，涉及的知识香港没研究，市场也见局限。
（黄静，信报记者。本文转载自信报，原文链接：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130&cat_id=9&title_id=438887）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