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亚特的出现是一件幸事，作家至少借此拯救了自己，并因此拯救了政治高压下的怯懦而愚昧的人群；但是又何其不幸，他们本来就该享受充沛的阳光，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写作。”
地下出版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地下出版物产生于专制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个地道的专制国度未必就有地下出版物。比如纳粹德国，一面焚书，一面迫害犹太作家，对人类文化的摧残不可谓不暴虐，但是，由于统治时间太短，而且整个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地下出版物未及出现。看来，地下出版也跟“地上”一样，需要一定的社会稳定性。
考出版史，19世纪末欧洲的出版垄断及审查制度已经基本终结。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料又有一批地下出版物，在苏联的政治高压下涌现而出。这批出版物最早以手抄本、打字稿和油印稿的形式，在知识分子的小范围内流传，后来由莫斯科、列宁格勒扩展到其他一些城市，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并因此获得一个叫做“萨米亚特”的名称。萨米亚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五十年代中期，“解冻文学”出现，六十年代形势严重倒退，开始镇压知识分子。1965年，苏联两位年轻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尔因在西方发表小说而被捕，次年被送进劳改营，引发国内外的抗议。这一年，私人出版物明显多了起来，“萨米亚特”活动变得特别高涨，后来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出现在这起事件的抗议活动中。由此可见，萨米亚特表面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自始至终都同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也许是出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及萨米亚特的影响，也许是固有的体制的产物，至七十年代，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出现了一批地下出版物，这样，萨米亚特一词随之进入这些苏联的“卫星国”，而且为西方所采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用语了。
萨米亚特在苏联
在苏联，萨米亚特开始仅限于文学作品，诗和小说最常见，后来从多少带点暧昧性的形式，逐渐变得暴露起来，涉及政治、宗教、思想领域，“颠覆性”愈加明显。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例，帕斯捷尔纳克的著名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西方有多种译本而在国内被严禁出版，萨米亚特即根据从国外偷运入境的原文版进行翻印；索尔仁尼琴除了头一个中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为赫鲁晓夫格外开恩而得到公开出版外，其他所有著作都由萨米亚特有计划地翻印。萨米亚特发表了不少叛逆诗人的作品，包括33岁死于劳改营的加兰斯科夫的诗集和通信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最先也是出现在这上面，然后流出国外而获得巨大的声誉。
萨米亚特还致力于报道国内的政治事件，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比如关于精神病院、劳改营、克格勃、政治审判、书报审查、民族自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六七十年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群体的形式登上舞台，萨米亚特成了他们的忠实而有力的伙伴。它定期出版“时事编年史”，提供相关的报道、评论、文件和摘要，这些内容一度成为国际社会了解苏联国内政治斗争情况的唯一的消息来源。此外，发表著名科学家、人权委员会创始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的谈话、声明和著作，披露其他持不同政见者被迫害的消息；同时，还把西方传媒中有关索尔仁尼琴等一批流亡者的最新政见公布于世，打破苏联当局的新闻封锁。正是由于有了萨米亚特的源源不断的资料，《苏联人权编年史》才得以在美国定期出版。
所有这些地下出版物，都叫萨米亚特。许多最初由萨米亚特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后来又作为“违禁品”运回国内，在地下翻印传播，形成一种近于“回流”的现象。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专政的国家，苏联当局当然不可能容忍这种地下出版活动，对此，克格勃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严厉的打击下，萨米亚特的活动在1975年以后便渐趋式微了。
萨米亚特在东欧
此时，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几乎同时出现并迅速活跃起来。不同国家的作者互相影响，互相支持，常常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生共振，仿佛存在着一个“萨米亚特共同体”。当捷克的《七七宪章》刚刚出现，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即刻表示支持；当“七七宪章派”遭到政府当局的拘捕和审讯时，他们又随即发起签名抗议，这其中许多都是萨米亚特的作者。
相比苏联，东欧国家的萨米亚特有一个多出的部分，就是反对苏联的殖民主义。当然，这部分内容与反抗原有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不是没有关联的。从目前的介绍看，东欧私下出版的大型文学作品似不多见，主要是政治评论和思想随笔。哈维尔和米奇尼克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的文章后来有中译本出版，当然也是萨米亚特。迄今为止，我国介绍东欧萨米亚特的公开出版物，只有花城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随笔集：《地下》。
在《地下》中可以看到，这些萨米亚特作者反对复制苏联类型的制度，南斯拉夫作家契斯公然表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与文学的统一比在奥匈帝国君主政体下更加破碎。”在这一制度下，自由和民主的状况是他们最为关注，也是最感忧虑和愤慨的。匈牙利著名作家康拉德有一篇文章叫《民主的哲学》，谈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其中有一段话极富启发的意义，他说：“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不是齐头并进的；在任何既定社会里，可能一方正在进步而另一方却在趋于倒退。”在国家经济做出相当程度的改革开放而在政治方面仍然坚持封闭保守的时候，这种反差尤其明显。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政治权力对法律的干预是必然发生的，所谓“法治”，只能说是一个空壳。克里玛把道德和法律，信任社会与法治社会联系起来考察，说：“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居于法律之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受影响。犯罪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试图通过恐怖来维持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甚至是这类强权统治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事实表明，一旦人们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动机，恐怖也收效甚微。”又说：“一个建立在不诚实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将罪行看成正常行为的一部分而保持容忍的社会，即使这只是在一小部分特殊阶层之间；同时，这个社会又剥夺另一些人(无论这些人多么少)的尊严，甚至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社会注定要道德败坏，最终彻底崩溃。”捷克作家十分看重个人道德，《七七宪章》就是基于个体道德———包括责任感———之上的对政治的吁求。像这样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的观念意识，本来就是反东方(苏联)的，纯欧洲的。当时，他们力求让捷克“返回欧洲”，瓦楚利克写道：“个人比国家更重要，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人为的、可以改变的人类发明，这就是人们之所以不断试图对它进行改革的原因。有一次，我告诉他们中的一个人：‘衡量公民自由的程度不是看国家如何对待那些赞同它的大多数人，而是，这样说吧，看国家如何看待那些反对它的极少数人’……在那些完全一致的地方，自由是不会产生的———哪里有不同意见，哪里才会有自由。”事实上，人们都习惯地把国家看成是固定的，由来如此的，看成巨大的偶像加以崇拜，于是，一种廉价的“爱国主义”由此得以产生，而且像传染病般在社会流行。
南斯拉夫流亡学者米哈耶罗夫把意识形态当做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苏联式的制度展开批判。他指出，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在幻想破灭后没有把账算在“意识形态神话”上面，而是转移到俄国历史和民族性上面，这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格罗斯曼小说中的话说：西方的发展是由自由的成长造成的，而俄国的发展则是由奴隶制的成长造成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奴隶制将会超越俄国国境，把俄国发展的法则变成为全世界的法则。他还引用伯林科夫的话说：在那样的国度，从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也从来不需要什么自由，俄国历史的主要使命总是努力扼杀自由。致命的是，俄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协助官方而尽种种努力。米哈耶罗夫指出：对极权的渴望，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推动力。由于极权政府实际上不可能控制精神世界，只好极力摧毁一切精神生活，再用虚构的东西去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白。虽然，虚构的历史最终不能取代真实的历史，可是足以让人们放弃思考，导致精神奴役。他还使用雷达里赫创造的术语说，历史上奴隶制度限制了人的自由，而苏联则是历史上第一个“积极不自由”的社会，因为在苏联，不仅要求人民顺从，而且还要人民积极参与它所编造的谎言和虚构。在《非意识形态的荒谬》一文中，他特别提出警惕“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指出，由于东方长期经受意识形态的极权教条主义的辖制，西方受到实用物质主义的影响，所以会出现“非意识形态”的迷误。其中，有人甚至断言：极权主义的伪精神信仰，单靠经济发展、消费社会的创建就可以轻易打破。许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迷误，他为此引以为“不幸”，概而言之：“缺乏一种新的、全面对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一个极权国家有没有可能自动蜕变为一个民主国家呢？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对此，历尽沧桑的幸存者作家克里玛解读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当权者的统治方式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可以控制、消灭个人和整个民族。只要这个方式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仍然会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他以敏锐过人的洞察力指出：“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决定谋杀的权力，即使它后来改变了其道德品行，试图忘记他们的过去，或否认他们的过去，这个犯罪的权力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威胁。”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由于克里玛对极权国家的本质有着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有权者与无权者》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与父辈仅仅关注贫穷、失业和饥饿等社会问题不同的是，我们这代人关注的是正义问题，是权力者将正义悬置的犯罪行为。但是，正如父辈处于经济萧条时感到个人的无助一样，我们这代人在面对极权主义国家的罪恶或凶残的暴政时，个人同样会陷于无助的绝望之中。
《地下》，是东欧多个国家的作家的一部选集，相当于一个合唱团，在多人轮唱中间，会有不同的调子，不同的声音，但那种如捷克作家塞梅契卡说的“捍卫自己的现实，以抗拒由政府和意识形态支持的现实”这一基调，在萨米亚特中则是一致的。是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呢，还是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存在呢？米哈耶罗夫肯定思想的决定性质，他指出萨米亚特存在的重要性，正在于思想和思想传播本身。
地下：写作与出版
在极权国家里，写作是一种充满禁忌和风险的事业，作家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绝境的一个象征。苏联流亡学者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描述说：“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的噩梦般的境遇之中，面临各种粗暴的镇压和惩罚的措施。”诚如索尔仁尼琴说的：“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不足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不过，应当承认，在罗网密布、斧钺高悬的地方，只要有“地下作家”在活动，说明文学仍然是有希望的，因为它的创作者深具人类的良知和坚持的勇气。
当所有作家保持怯懦的缄默而不敢公开地说和写的时候，萨米亚特作家将写作转入地下，是其中最不自由的一群。他们必须随时警惕告密者、安全警察，提防抄家，把作品和将来适时发表的希望一起收藏起来。索尔仁尼琴自白说：“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保住了自己。”但是，由于他们决心与当局对抗到底而拒不公开发表，所以写作时也就毫无顾忌，恢复了精神的本源状态。对此，索尔仁尼琴深有体会，说：“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用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用想象编辑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事实和真理在地下写作中没有保密性可言，这些作品，相反表现出公开出版物所没有的开敞性、公开性。索尔仁尼琴的经验，在地下作家中是较为普遍的；他们都有一种风险意识，为了保持时代真实和思想自由，宁愿担受智慧的痛苦和行动的不自由。
地下写作不能等同于地下出版。写作可以收藏，而出版则必须流通。地下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称为“自由写作”，即在自由感支配下的写作，一种对抗性写作。这种对抗不自由的自由，永远存在于写作主体的精神体验之中。由于出版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并不具备写作的精神性，所以地下出版不能称为“自由出版”；至于有人称地下出版物为“自由出版物”，实质上是针对语境的不自由、公开出版物普遍的意识形态化，而就地下出版物自由的内在质性而言的。所以，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里，所谓“写作自由”都是一个伪问题，“出版自由”才是真问题。
公开出版物的“地下性”
索尔仁尼琴根据个人经验，说地下作家是完全按照其特征选定作者的：他们是具备“政治上可靠而又能守口如瓶”这两种品质的人。即便如此，选择也未必可靠，而且圈子太小也限制了作品的影响力，东欧的萨米亚特作家就称他们的出版物为“自慰”。这样，一些在政治立场上与地下作家保持一致的作家，坚持选择公开出版的方式，但是在作品中明显地带进了一种“地下性”，使它们既不同于一般公开出版物的意识形态性，也不同于地下出版物的公开的反意识形态性，它们有着半隐蔽的特殊的式样和风格。
为使作品公开出版，就必须让它们通过审查制度，可以说，这是一场极其严酷的战争。康拉德说，在匈牙利，书报审查过程有三个级别：第一是自我审查，用鲁迅的话说，是自己先抽掉一根骨头；下一级是文化机构的审查，包括从编辑到党政官员的整个层面；最后还有政治警察，负责监视，并定期向上级汇报有关情况。在审查的层层关卡之前，作家不能不主动改变作品的形式和手法，其中最常见的有寓言、象征、隐喻、反讽、荒诞、影射等等，以保护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不被删除。
到地下写作时，索尔仁尼琴曾经援引沙皇专制时代的老例，如普希金用“隐语”写出《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十章，恰达耶夫长期采用“密写”的方式写作等。至于索尔仁尼琴本人的表达方式则是完全袒露的，忠实于他的记忆而不容有所亵渎。但是，其他作家未必如此。就说扎米亚京，这位被党报点名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的人，即使抨击现实政治，也不得不常常使用讽刺；他的著名小说《我们》，完全是寓言式的，把国家奴役设计为一个扼杀了个性和自由的集体主义城市乌托邦。虽然小说最后无法在国内出版，但是扎米亚京为此做过努力，还曾在一次作家会议上宣读过。
有文网，就有“钻网的法子”。在施予政治高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地下性”的创造空间。在东欧，罗马尼亚作家米勒、马内阿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都带有一定的“地下性”，马内阿称为“密码式沟通方式”。在捷克作家中，从昆德拉，克里玛直到哈维尔，他们都有各自的一套密码话语。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在歌功颂德之余，写了一个小说《魔鬼宫殿》，反专制的主题异常鲜明，因为采用了荒诞的、寓言式的手法，一时蒙混过关，得以发表，不过，出版之后不久就被当局列为禁书了。
“地下性”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可以破除审查制度的封杀，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因作者预计审查的威力而自行修饰、回避真实的意图，从而损伤自由思想的完整性及其反抗的锋芒。马内阿承认，他的作品由于使用“密码”，除了一些明显描写庸常生活的文字之外，其余部分只有最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看懂。他有文章专论审查制度，称之为“文字的秘密警察”，“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他说，在极权社会里，没有一本具有独立品格的书可以通过警戒线出版，即使幸运出版，也是“替代品的版本”；至于他个人的已出版的书，则被他称作“残疾的儿子”。一百多年前，海涅如此写道：“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作者居然与海涅说的“思想的刽子手”———书报审查官成了“杀婴罪”的共谋，这是极其可怕的事。
无论萨米亚特作家表现出怎样的智慧和勇气，也无论他们取得了何等重要的思想和文学成就，都不能不承认，地下空间唯是专制时代的不自由的自由空间，它的存在是以人类创造力、心智和文化的惨重损失为代价的。萨米亚特的出现是一件幸事，作家至少借此拯救了自己，并因此拯救了政治高压下的怯懦而愚昧的人群；但是又何其不幸，他们本来就该享受充沛的阳光，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写作。
“这是最后的斗争”———当年的苏联东欧正是在《国际歌》的悲壮的旋律中建立起号称人民的政权的，结果，思想回到了牢笼之内，在繁荣的出版物中出现了萨米亚特。正如一位萨米亚特作家所形容的，在普遍的顺从之间出现了“异议者”，这种非官方的精神权威与官方的世俗权威之间的对峙，构成了这些极权国家的“真正的戏剧”。这类戏剧，可以变换不同的剧目接连上演，直至柏林墙轰然坍塌仍迟迟不肯落幕。
（林贤治：作家，自由撰稿人。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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