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馮自強
幾天前，香港中學生、家長和教師發起了大規模的公民行動，督促香港政府撤回9月份即將推行的國民教育科。三天前，香港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宣佈絕食抗議。昨天晚上，兩位年逾六旬的中學老師宣佈加入絕食。一部分香港高校教授、演藝界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亦加入聲援。由於茲事體大，不少內地同學 必有所耳聞，亦生出不少爭論和非議。其一，因「國民教育」這幾個字實在很好聽，很容易引起粗暴的感情（「不接受國民教育，你還是中國人嗎？」）；其二，因 為今年以來中港矛盾幾度升溫，前塵往事、新仇舊恨……交織在一起，也助長了不少成見。但就事實而言，很多細節並非大家想當然的那樣。比如我會告訴你，在香 港關於中國歷史的教育，在港英時代做得比回歸後還要好。容後再述。
關鍵材料
香港市民爭取撤回的「洗腦」「國民教育」，全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香港政府將在今年九月順應新高中課程推廣的一門必修課。而引起最大爭議的，是兩份有關的材料：
一是香港教育局公佈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 （下稱《諮詢稿》）；
二是由香港政府資助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編寫的現行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參考材料《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下稱《手冊》）。
文件不短，洋洋灑灑二百多頁，諸公可自行細閱。當中固然有不少「正常」和「官腔」的部分。而以我的個人觀點，這兩份文件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將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混為一談
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和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在西方被認為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但教育局編發的諮詢稿一直試圖將兩個概念並排/交替使用，不做區分，有混淆視聽之虞。比如《諮詢 稿》第63頁說「就推行德育及國民/公民教育的課時，不同國家和地方各自有其安排」，隨後把中國大陸的「思想政治」和「思想品德」課與其他國家的「公民教 育」一同列舉。
港府官員一再推行國民教育的說辭是：「每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這說法倒也未必 不符合事實（雖然，即使同為國民教育，其細節也可大相徑庭。參看：吳凱宇《每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簡述美國、英國、澳洲、德國的制度》）。然而，即使 要以此為理據，亦不應偷樑換柱，將其他國家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與中國式的思想政治課混同，以顯其正當。須知此二者的內容可謂天壤之別。
2、渲染情緒式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諮詢稿》從第131頁開始列舉了一系列由教育局編寫的 「教學事例」。其中第173頁列舉了事例「我為國家隊打氣」。該事例要求教師引導學生為國家隊的勝利而歡呼，為國家隊的落敗而沮喪，並從中體驗國民身分認 同感。在給教師參考的注意事項中，有如下一句：「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作自我反省。」
在《諮詢稿》同頁推薦的另一則事例「國旗下的講話」中，更以「同學心聲」為題記載以下感想：
「在國旗升起時，我確實是激動了。這一刻，我感受到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此時的國旗顯得特別莊嚴高貴，國歌亦是多麼的激動人心，我的眼眶一下 子紅了，多麼振奮人心的時刻！我的眼光隨著那五星紅旗上升，心裡也火熱起來了！我緊緊握著手中的國旗，似乎感受著過去中國烈士的風采，感受著國民身份的深 刻認同。」
3、偏向性褒揚
市民對國民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是其是，非其非。縱觀《手冊》全書36頁，只有第27頁以「反思‘中國模式’」為題概述了近年發生在內地的幾 件負面事件（我爸是李剛、動車追尾、毒奶粉、綠壩），對當代史上的幾次重大敏感事件隻字不提（如敏感詞、敏感詞和敏感詞），其餘內容均對現執政集團不吝溢 美之詞。其中第10頁稱現執政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
4、攻擊別國政治制度
在「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同頁，《手冊》又以「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為題攻擊美國的政治制度。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結論（我猜當然會 有人認同，但它至少遠未至一個被普遍承認的結論），以如此毫無異議的方式寫入課本，嚴重違背了關於政治教育的《博特斯巴赫共識》的第一、第二原則（見後 文）。而對別國的現行政治制度進行定點攻擊（而且理據也簡陋得可笑），更非國民教育應有之義。
有趣的是，《手冊》的編者近日終於在官網上承認「‘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標題確有不足之處」，並解釋說這只是指該制度的「理想形態」。（卻為何寫別國多黨制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想形態呢？）
文件中諸如此類者比比皆是，恕不一一。熒幕前的諸位大可撫心自問，若膝下有兒郎，可願意送他去學習如此課程？
港英時代的教育
對於某些特定的人群來說，對於別人爭取權利的行為總有一些特定套路的指責，比如「女王洗得，我（黨）洗不得？」——雖然這種阿Q式邏輯本身不值一駁，但究其本身也不符合事實。讓我們從港英時代的教育說起——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港英時代有愛英國、愛女王教育嗎？
沒有。
港英時代有愛中國、愛民族教育嗎？
也沒有。
如果要概括英治時期香港教育的最大特徵，那就是「只有公民教育而無國民教育」。如果說這種特徵造就了香港人回歸後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低下，還未嘗沒有道理。但若說殖民政府教導香港人效忠女王，恐怕既不公道也不真實。
香港青年不瞭解國情，責任在誰？
有一種反對反國民教育的意見認為，現時香港青少年對中國歷史、國情認識不深，所以應當推行國民教育，加深其認知。這個命題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但結論卻站不住腳。要認識國情，想必應先熟悉國史。我們可以看看香港中學的另一門課程——「中國歷史」課的離奇遭遇：
港英時代，「中國歷史」是中學必修課。
香港回歸後，港府將「中國歷史」降格為選修課。
2012年，港府推行必修課「國民教育」，「中國歷史」依然是選修課。
何漢權出席一個電臺節目時說，曾經向行政長官曾蔭權反映有關問題，但曾蔭權的態度令他覺得是浪費時間，何漢權期望新的行政長官撥亂反正，將中史列為獨立必修科。
——2011年10月《教評會批評港府不重視中史》
《中國模式》手冊不過是把話題推向風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亂不清：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卻在新高中課程中將中史降格為選修課程。讓香港新的一代，對中國歷史一竅不通。香港大學博物館總監曾對我說，到博物館參觀的中學生，有的連「唐宋元明清」的歷史常識都不懂。
——香港大學新聞系教授陳婉瑩 《國民教育之爭是「一罐機緣」》
我們不要忽略，很多學生和家長在打出「反對國教」（國民教育）的口號同時，也呼喚「還我中史」（中國歷史）。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民教 育（如果它有的話）不是建立在熟習本國歷史的前提上的。而港府一邊淡化中史課，卻一邊強推國民教育，可謂本末倒置，如此行事，實乃曠古奇談。這樣的國民教 育到底意欲何為，簡直是匪夷所思。借用我一個香港朋友的評論，更可看清此間脈絡：
「我是96年讀初三的, 中國歷史好好的寫到1984年, 最近回香港找來看看, 依學術角度來說還是精簡而嚴謹,對共產黨也不褒也不眨, 只是直說其施政得失引起的後果. 同類的大陸教科書就顯得不倫不類先入為主了. 現在的香港小孩對大陸不熟悉不是沒有國教問題, 而是中史教育的忽視。」
《博特斯巴赫共識》
1976年，在曾深受納粹之害的德國，政治教育家齊聚博特斯巴赫，達成了政治教育的最低共識——《博特斯巴赫共識》。該共識包含三個原則：
第一，禁止灌輸。不允許教師用任何手段對學生進行灌輸，因為這會妨礙學生獨立判斷的形成。這是「政治教育」和「灌輸」的區別所在，因為「灌輸」與民主社會的教師角色不相匹配，也與被普遍認可的、學生獨立使用自己的理性的教育目標不相符。
第二，保持爭議。在科學和政治上有爭議的一切內容，在教學中也必須保持爭議。這與第一個原則密切相關，因為如果打擊爭辯，壓制不同的觀點， 就會重回灌輸的老路。人們經常擔心，教師的政治觀點會以各種形式對學生產生影響，比如教師處理當前政治問題的方式，特別是在討論有爭議的問題時，給學生下 明確的結論。這就要求教師的個人立場，無論是政治觀念還是科學觀點，都必須是中立的、客觀的，與其本人觀點對立的觀點也應該被探討。
第三，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與維護個體利益的能力。政治教育必須使學生能夠分析政治形勢以及他自己的相關利益，能夠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尋求影響既定形勢的手段。這種原則強調學生需掌握一種操作性的能力，是前兩個原則的邏輯結果。
參考：
彭正梅《德國政治教育的里程碑：〈博特斯巴赫共識〉研究》
德國漢堡大學蒂爾曼•格雷莫教授訪談《德國公民教育的歷史、經驗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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