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 程益中：南周事件是回击中宣部契机

德国之声：在网上看到了您的文章《中共钳制媒体揭秘》，在南周事件不断升温之时正当其时。作为以前在中国工作的媒体人，对您在文章中所揭密的中宣部作为并不陌生，但对中国百姓来说，总认为这个部门和生活并无多大关联，今天想请您向普通的公众介绍一下，中宣部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

程益中：中宣部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党务机构，属于中共中央的部门，而不是国家部委，宣传部是中共钳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社会文化的机构。（它扮演的角色）有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的输灌、篡改和重塑历史，这都属于他们管。

一直以来，报纸是党报；电台和电视台都是党台，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是通过中宣部向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传达旨意，宣传部也把控了这些部门的人事任用，他们主要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他们，向他们传达宣传重点和要点。

德国之声：在您的文章也披露他们的手法，近些来越来越隐秘。有网友曾开玩笑，说东德、前苏联等国家的宣传部门还会留下作恶档案，但中宣部不着痕迹，您怎么评价他们的作法？

程益中：这也是中宣的一个特点，现在宣传口在管制媒体的时候采取这种隐秘手段，是怕留下作恶纪录的证据。他们总体的工作思路是，我做了，有效的管制了你们，但是不会让你们留下任何书面的证据。

德国之声：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南周事件的进展，看到很多家媒体的记者发起联名呼吁行动等，您觉得这个事件在媒体人行动层面会继续扩大吗？有些人曾提出”媒体人起义”，这是一个契机吗？

程益中：我觉得这次抗议和行动的机会很好，长期以来，他们（宣传部门）要换稿件、要改稿、要求报纸把稿放在什么位置、甚至对字号都作出规定，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象他们篡改《南方周末》版面的事情是很多的，《南方周末》也报道了，一年时间就有1000多篇稿件被撤掉，改掉或毙稿等。这样的事情每个媒体都存在，甚至有些习以为常了。

但这次为什么会是个机会呢，是因为广东的这位部长亲自拿起笔来改文章，最关键的是，出现了很大的硬伤和低级的明显的差错，对媒体来说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故，这就让媒体人找到了直接反击顶头上司–宣传部的机会，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是《南方周末》和南方报业的媒体人，对庹震和宣传部长期以来野蛮的、嚣张的、粗暴的管制的一次回击机会。

德国之声：我们看到媒体人的这种抗争还是一直以来常用的文本行动，如果事态发展的话，媒体人会有其它行动的可能性吗？

程益中：文本行动必须有，文本抗议是有价值的，首先是表达，这种表达之后能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觉得是可以的，包括游行、示威等。这次庹震这个荒谬的硬伤，给了大家表达诉求的机会。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说南周报道中提到一年中有一千多篇稿遭换稿撤稿命运，这个数字让说出来让人感到气愤的同时，也会思考，一千多篇稿都被毙，却一直不去反抗。这次事件的发生除了中宣管制他们的手很长之外，是不是也是媒体一直退让的结果？

程益中：当然也有！长期危机之下，媒体不断退守、退让和妥协，最后是一辱再辱，现在到了再也不能接受污辱的时候了。

德国之声：这次我们还观察到网民和南周读者发起的声援活动，说白了，不仅是媒体人的事情了。但也有观察人士象莫之许和艾未未等人，他们在厘清这些力量和媒体人不同的诉求表达，比如媒体人目前的抗争是要空间；公众主张的是新闻自由，这些力量在此次会完美汇合吗？会不会成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典型案例。

程益中：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实际上是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一个实现手段，这个公器长期以来受到中共钳制，实际是间接粗暴的干涉了每个公民的权益，大家有这样的诉求实际上也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基本人权在采取行动，这既是每个公民自我权利的表达，也是应尽的义务，去捍卫社会公器。

我感觉这次各种力量会汇流，最起码是他们最接近的时候。这种表达都是有意义的；这次主流媒体迈出了这么一步，中共或官方可能会有意轻视社交媒体的表达及诉求，我们自己是不能轻视的，现在影响整个社会情绪和表达的，社交媒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表达通道。当然我更期望更多的主流媒体和传统媒体能够在自己的媒体中发声，形成一个有序表达的整体行动。

德国之声：行动表达的结果会是什么，以往有过很多无疾而终的媒体抗争案件，这次中宣部会收敛些吗？网友提出要庹震辞职和呼吁取消中宣部门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能达到哪一步？

程益中：我觉得他们必须、也应该调整，但对整体改变也不抱希望，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每个人的抗争上，如果没有坚决的抗争，还是靠中共的赏赐你自由，或是说恩赐你言论空间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是靠欺骗为生的，他怎么可能主动的交出权力、愿意受到制衡呢？这叫与虎谋皮，但每个人强烈的个人诉求和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简单的靠掌权者良心发现。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相，有了言论自由不一定有真相，言论自由是实现这个社会政治文明，制衡权力，社会生活正常化最起码的前提条件。

采访记者：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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