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届的2237名政协委员中，有一部分驻扎在离北京市区较远的昆泰酒店。虽然今年的会务准备较往年已是从简，但67辆在挡风玻璃下插着通行证的会务专用车辆还是让有些吃惊。
昨天17时，我离开了政协的分组讨论，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先生一起下楼，他打着明显的官腔回应着媒体的问题，一位同行愤愤地表达着不满：“满口车轱辘话！”
会场内的堵截之风延续到了会场外，但堵截的实施者已经从不招人待见的记者，换成了委员们所喜爱的会务车。酒店的迎宾廊、正门的广场、裙楼的停车场，60多辆带着通行证的会务车排列整齐，车辆的驾驶员们三五成群站在一边抽烟聊天，等着他们的领导散会后离开。
细数之下，共有67辆车，其中军牌9辆。所有的车辆中，奥迪最多，共有41辆，奔驰和宝马各占7辆，余下的有帕萨特、桑塔纳、本田、起亚和一辆挂着军牌的绿色吉普。
大门岗哨处，一位年约50岁的中校军官正在训话：“所有的车辆都要查好证，核实好身份才能放行！现在就要散会了，最容易出乱子！”
几位酒店保安在一旁窃窃私语，看着车辆的号牌，比着谁认识的官大。
一位保安对我说：“这些当官的有多少是为民做事情的？开这么好的车，钱是哪来的？你们当记者的一定要好好查查。当官真清闲啊，我要是当官了，我也什么都不干，年年过来坐好车开两会。”——他的话中既包含着对当权者既得利益来源不明的怀疑，又包含着对这种既得利益所能带来特权的向往——虽然有逻辑问题，但却是一种在中国经常能听到的论调。
在回宾馆的出租车上，司机也向我抱怨了特权车所带来的烦恼——交通管制、乱鸣警笛、随意变道。“我开车最讨厌特权车，整天跟你屁股后头‘哔——哔——哔——’按着喇叭，你让他过了吧，他还非要压你的车，整一缺心眼儿！”
这位师傅五十多岁，开出租十来年，每个月要向出租车管理公司缴纳3000多元的“份子钱”，他感到压力很大。
特权车在中国往往包含着对权力的异化认识。广泛意义上的特权车，既包含了中国各级党政领导所乘用的小号车，也包含了前文所提到的两会期间拥有通行证的车辆。他们在许多场合拥有比普通车辆更多的权利。无视交通信号灯、随意使用警笛和野蛮驾驶是中国普通公众对其最为反感的三宗罪。
除此以外，随意封路也是饱受民众诟病的一方面。
在中国，无论是为国家领导人还是为外宾提供的交通保障，都有一套完备的规范可循。
这套规范中警卫制度分为三级：采用一级警卫时，需要封路，留出专用通道。二级警卫也会留出专用通道，但沿途哨岗的密度要稍小一些。三级警卫则不设专用车道，一般会安排警车开道，重要路口安排交警执勤。在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时，一般会采用一级警卫；而一般礼节性的对外交往，则只需采取三级警卫。
而让民众感到困扰的是一些“封路”并没有遵守如上的规范，“封路”成了部分官员特权加冕礼。
习近平在去年年末对深圳的视察中，释放了一个明显的改革信号——不封路。（薛健聪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