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改革开放及其后果——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
我们的叙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缺乏时间的距离，为历史考察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将更加简略，只能大体提出几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正、负面效应
如前所说，邓小平的改革起始于1978年，1992年以后则进入一个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到了2000年以后，就逐渐显示出其全部后果，无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其内在矛盾与危机也都暴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1978-2008年中国GDP平均增速超过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为3.0%。中国这一时期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9.2%和8.5%）还高一些。200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人民币，升至世界第三。内部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在GD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1.3%、48.6%、40.1%，数据反映出中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400元（人民币）上升到10,000余元（人民币），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50元（人民币）提高到2800元（人民币），增长近20倍。
1979-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据温家宝（1945-）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外，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垄断与社会控制的松动，社会流动机制的初步形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断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中国已经完全独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正在发展中的多元化结构的主要成员。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的相继回归，此后十年的稳定发展，以及2008年国民党恢复台湾的执政地位以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都可以视为中国统一大业的重大进展。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历史赋予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说，直到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年，这样的三大历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这60年，是上接100年努力奋斗的结果，最后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都是必须肯定的历史进步。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这样的进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更同时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危机。首先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这是我们前一讲所讨论的“六四体制”必然带来的后果。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为0.458；
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所谓“基尼系数”，是义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数据之数值介于0到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在0，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在1，则表示全社会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与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据财政部2009年公布的数据，全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
七个垄断行业职工不到全国当年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全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这两个“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经济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却存在着这样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们的精神承受力，而且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如研究者所说，“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实际上是一种仰仗权力的掠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这就使“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的国家更高”。
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公，发生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高唱“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中国，而实际生活中却高度贫富不均，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会的不公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党的干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则享受较少的或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这就是过去我们通常说的“特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但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泽东的办法是不断发动群众运动，打破能享受特权的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而且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单位所有制，对普通干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尽管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至少会造成相对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说，邓小平的单一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群、下岗工人群，大约有7,000万人，还有近亿的农民工阶层，不仅经济收入极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并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样，“‘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统计数据：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
这些为经济高速发展曾经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恰恰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这不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对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与此相联系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公布的数据，该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公务用车费、公款出国考察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0%。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是2.4%，英国为4.1%，印度为6.1%，俄罗斯为8.2%，美国为9.9%。
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匮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滋长了政府的官僚化与腐败，也彰显了社会的不公。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1990-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也扩大了三倍以上；据2002年统计，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从7.5%提升到8.7%。此外，还有城镇中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86%。
据统计，中国行业之间的工资差高达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此种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已经到了临界的水准上，无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机。其次，在“发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生态的大破坏和环境的大污染为代价的。这又是一组惊心动魄的数字：“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七个在中国”；母亲河黄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国自己制定的品质标准”；“60%人口的饮用水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一种既吃老祖宗又遗患后人的暴发户、败家子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它在本质上，和我们说过的毛泽东时代一样，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这本身也同样构成了对改革合理性的极大损伤。其三，如前所说，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底线突破、权贵资本阶层腐败，腐蚀了整个社会，形成精神的糜烂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而教育市场化，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败，这样的腐败又直接、间接地腐蚀了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是真正的贻害子孙后代；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公，2000年实行教育产业化以后，大学本科收费比1999年涨幅高达50%左右，一些重点学校的收费在6,000元（人民币）以上。
而当年官方统计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人民币）。
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据研究者估算，此机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
同时发生的，还有医药卫生的全面市场化，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的三大困境，被称为“三座大山”。
其背后原因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的极度扩张，使本来应该是公共服务的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现在都纷纷市场化，成为权力资本获取暴富的领域。这就意味着，当社会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所谓“社会改革”就必然成为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新的损害，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同样对改革的合理性构成了极大损伤。
这可以说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识却迅速丧失，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都在急剧流失。改革的获利者早已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把改革变成是新的获利机会，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会是对民众利益新的损害。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的局面：“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同时意味着，改革的受损者（更准确地说，是“受损大于所得”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随着官方一再失信于民，民众最终意识到：必须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说，在“六四体制”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新的阶层与利益群体形成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就更为自觉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于是，就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执政者也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与调整。下面，我们将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二、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三大民间力量的兴起
前一讲最后谈到，1998年“北京之春”组建独立工会和组党的努力，遭到了镇压，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大陆现行专制体制下，民间抵抗运动很难有发展的空间；随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表明一切独立于党之外的组织，那怕是法轮功这样的半宗教组织，也都不允许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说，随着改革共识的丧失，底层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就是说，在上层既得利益阶层逐渐丧失了改革动力的时候，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却在增长，这也就必然要突破邓小平自上而下的、党所控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指归的改革，转而推动自下而上、民众参与且以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为指归的改革运动。但这样的民间改革运动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公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而必须寻找新的组织方式、行动方式，以至新的思维、新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国现代民间思潮、社会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必然具有一种新的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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