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子文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为应对本地奶粉荒，紧急出台限制奶粉出口，自3月1日实施限制奶粉出境措施以来，共有87人涉及携带超额奶粉出境而被捕，其中40%是中国内地人士。奶粉问题，引发中港两地从民间到政府层面的争议。
奶粉问题，可以说是中港关系诸多矛盾，尤其是资源分配问题上的一个爆发点。因为参与讨论者是资源分配利益相关者的比例越来越大，在论述时也更容易将情感与理智混淆，出现身份和地域的偏见。显然，中港两边都有情绪化的武断观点。在这种时候，最需要的还是中性客观的政策解释，以及基于常情常理的换位思考。
简单来说，奶粉问题和前两年香港本地出现的产房危机，是相互关联的衍生问题。当内地孕妇用包括冲急诊室等各种办法到香港产子，导致香港产房资源不够，本地孕妇预定床位出现困难，出现奶粉被抢购导致本港妈妈无法买到奶粉的窘境，也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只不过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这么汹涌。
经过香港民间的各种渠道反馈，香港政府回应民意，通过限制孕妇入境，取消公立医院“双非”孕妇预定等方式，暂时平息了香港妈妈的抗议，解决了产房问题。其实对“双非”的定义还是比较宽松的，并不一定是要香港永久居民，只要父母一方有本地居住证（香港身份证）就不在限定范围。就这一点来说，已经是远远宽松过内地所有城市的相关政策，比如，在广州开了十年车的河南出租车司机，即使有了居住证，自己在广州出生的孩子，还是得回河南老家上户口。相反，只要你在香港有合法工作、有申领居住证，你的下一代在这个城市出生就是这个城市的孩子，因为你已经为这个做出了贡献。
虽然香港产房的附加值看起来远远高于香港奶粉，从香港产房出生的孩子，可以拥有一个合法的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享受在纸面上并不见得好过内地的社会福利，但其实真正的附加值还是同一样东西，是安全性或者说“可预期性”，至少出了问题，可以投诉有门，可以有制度性的安全保障。
从产床到奶粉，背后是从长期到短期的制度性安全需求问题，当一个地方无法提供这种安全保障时，就去另一地方寻找。可是，这样的道理是从需求者的角度来伸张的。如果从供给者，从公共制度的角度来说，就有另外一个层次的道理。无论如何解读一国两制，即使把两制放小到城市管理来说，保障本地纳税人的公共资源，都始终是本地管理者的首要责任。
有人说，香港并不是个产奶的地方，奶粉全部都是进口，多进些货源，成为奶粉集散地，让香港商家有钱赚、内地妈妈买到放心奶，让本地人也买到奶粉，不是就解决问题了吗？只要抓好货源这关，就不存在香港宝宝没奶吃了？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不同于红酒，奶粉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关乎婴儿健康的特殊民生必需品，背后的生命逻辑高于商品逻辑。香港政府没有这个胆子敢冒全香港父母之大不韪，不先解决民生需求，用奶粉来做发财机会。这也是港府伸张的限制奶粉出口并不违反世贸协定的重要根据。对于婴儿来说，奶粉是有时间性的快销品，不同年龄程度有不同的营养要求，紧急程度恐怕仅次于孕妇生孩子。
其次，我相信香港的商家一定不会放着这么好的生意不做，只是需求量实在太大，出现货源无法及时供货的问题。香港每年有1800万即日往返的内地旅客到访，就算每人每天只带两罐，货物供应链也已经非常紧张。更何况，中间存在大量的水货中间人，往内地大量倾销奶粉。
第三，我也相信，香港商家如果真能够承受得起代价让香港成为奶粉中转地，香港本地大大小小的各种商会，也有足够渠道跟政府反馈，在立法机构申诉，定期检讨并及时终止限奶令。相对于香港禁烟令只允许带19支香烟入境，我并不觉得奶粉限制令有那么的粗暴，只要政策解释到位，也不会影响香港与内地关系。
那么，奶粉抢购问题是否可能衍生至其他产品，从公共资源延伸到其他民生商品资源？对于已缩小到两至三小时生活圈的南中国来说，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我不觉得短期内会出现其他产品的限制令，不仅因为香港是一个崇尚自由市场的地方，更因为这里不是一个只由政府说了算的地方，民间和各种利益团体都有通畅的渠道表达诉求。
在正常时期，像双非孕妇产房零预定、限奶令这样的政策能够出台，并且在社会和立法会取得大部分人共识，是基于民意对公共资源合理分配的正当要求。如果有一天，连柴米油盐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出现抢购的非常时期，我想，那时候会有非常时期的临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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