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死猪两条线索指向嘉兴
3月8日，上海市民在黄浦江取水口发现的死猪。由于发现死猪的金山、松江水域，是上海生活用水的取水口，以致死猪事件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自当天晚上起，上海市水务局要求水厂将6种常见猪病可能携带的病毒、5种细菌补充入下阶段的水质监测指标，作为水厂消毒措施的主要针对指标。
死猪事件的怒火之所以很快从上海延烧到嘉兴，主要基于此后被挖掘出来的两个线索。
在黄浦江上的死猪被打捞后，上海方面很快对外透露，根据打在猪耳朵上的耳标显示，这些死猪来自嘉兴。
与此同时，《嘉兴日报》于3月5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也被重新放到了网络上。这篇报道指出，嘉兴新丰镇竹林村1月死猪大约1万头，2月约8000头。这两个线索，很快就被联系了起来，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新丰镇竹林村。
死猪来自何方几成无头案
当大批记者赶往竹林村时，村支书陈云华却对《嘉兴日报》报道中的数据，给予了否认。陈云华向媒体表示，竹林村平均一个月死亡猪的数量在200至300头左右，冬天相对会多一些。新丰镇副镇长黄军也向IBTimes中文网表示，每月死300头猪的数据，主要是指50斤以上的大猪，“小猪不在统计范围内，但是就算加上小猪，也肯定达不到每月1万头的数量。”
一位嘉兴南湖区外宣办的工作人员告诉IBTimes中文网，由于这个数据是当地市委机关报发布出来的，作为区级政府部门，他们不方便公开反驳这个数字。黄军则表示，每个月1万头的数据，来自当地处理死猪的工作人员的粗略估计，而且周边几个村的猪农，也经常会顺路把死猪扔在竹林村的死猪处理点。
事件的另一个线索，似乎也正面临着被推翻的可能。在上海方面宣称猪耳标显示死猪来自嘉兴后，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立即回应，猪耳标只能证明这些猪的出生地在嘉兴，并不能确认其养殖地也在嘉兴。
这样的说法，在嘉兴科皇牧业的负责人宋国光这里，有一次得到了强调。宋国光告诉IBTimes中文网，猪耳标在小猪阉割时，就被打在了猪耳朵上，上面的信息只注明了这头猪的出生地点。宋国光表示，即使上海松江，也会向南湖区引进一部分小猪，这些猪耳标上显示的，同样是嘉兴南湖区。
实际上，根据猪耳标提供的信息，依旧可以对每一头猪的流通路径进行查询。不过截至目前，根据官方消息仅有一家养殖户被确定有向河中抛死猪的行为。南湖区和新丰镇有关部门均向IBTimes中文网表示，这一被查明的养殖户并不是南湖区或者新丰镇的，他们称并没有接到来自嘉兴市的通知。
“我们成了一个笑话。”面对涌入嘉兴的外地记者，一位嘉兴本地记者难掩自己的沮丧。这位记者透露，在嘉兴成为众矢之的后，当地媒体领导立即向嘉兴市进行了汇报，并且准备着手介入报道。
“毕竟本地媒体一直在关注嘉兴的问题，在这方面比外地记者更了解。”这位记者说，事实上，包括《嘉兴日报》在内的当地媒体，都已经开始准备对事件进行连续报道，试图厘清上海黄浦江死猪漂浮，与嘉兴本地养猪业之间的关系。
很快，浙江省有关部门，便向全省范围内媒体下达指示，不再报道嘉兴死猪事件。这也让嘉兴本地媒体的计划夭折。
在嘉兴官方发布今年以来，已经死了7万头猪的数据之后，关于嘉兴养猪业是否遭遇“猪瘟”等传染病的传言，一时间甚嚣尘上。
“事实也许并不像他们（外地媒体）说的那样。”这位记者苦恼地告诉IBTimes中文网，在他看来，嘉兴死猪的问题，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根据这位记者此前调查到的情况表明，今年1月以来，嘉兴的气温起伏比以往都要严重，这样的天气，的确容易引发幼猪的死亡率升高。
根据新丰镇科皇牧场的数据显示，该牧场目前有3000头生猪，今年一月，牧场一共死了48头猪，其中多数为小猪。牧场的负责人宋国光表示，这样的死亡率在冬天来说并不算反常。宋国光的牧场是嘉兴市首批四星级农场，全嘉兴当时仅有三个牧场达到了这一标准。“条件差一些的牧场，在过冬的时候，死亡率还会高一些。”宋国光说。
死猪并非全因天冷
但是根据此后媒体的调查显示，嘉兴的猪并非全部死于气候。风桥镇清食村的养殖户说，自家养的猪先是不吃不喝拉肚子，在发了几天高烧后，养殖户便给猪用“五号病”的药治疗。但是猪最后还是死了。
“五号病”就是口蹄疫。按规定，中国的猪崽出生后，都要免费接受猪瘟、蓝耳病、口蹄疫三种传染病的疫苗注射。但是一位养殖户却向IBTimes中文网透露，如国产口蹄疫疫苗的效果并不好，号称免疫半年的疫苗，往往过了两三个月，就失去了作用。国家免费给小猪注射的口蹄疫疫苗，正是中国国产的。
新丰镇净湘村的一家兽药店经营户表示，口蹄疫在当地十分普遍，“一般发了病，农户也不管，有的猪过几天就好了，有的猪腹泻了就吃药，吃不好的就死了。”他还表示，近段时间来，当地生猪出现支原体性肺炎的情况有所增多。
无害化处理池容量捉襟见肘
嘉兴如今因死猪事件，陷入舆论漩涡，绝不仅仅是因为黄浦江死猪这一根导火线所致。嘉兴相关部门在死猪处理上的表现，为这场与全国“两会”同步进行的舆论事件，提供了足够多的“燃料”。
新丰镇目前共有112个病死禽畜无害化处理池。根据正常的程序，养殖户的猪死亡后，将被投入处理池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黄军说，无害化处理池还没有达到饱和上限，而且，即使这些处理池无法容纳病死猪了，也会立即加建处理池。
在新丰镇的112个处理池中，有40个为较大规模的村级处理池，每一个池大约能容纳40吨死猪（大约1000头）。也就是说，新丰镇可以在同一时期内处理4万头死猪。
当地养殖户透露，无害化处理一头猪的时间大概在4个月到半年不等。而去年新丰镇一共死了8万头猪。因此，目前新丰镇无害化处理池的处理能力，就算说不上不足，也已经捉襟见肘。
政府此前无规定禁止村民扔猪
一方面是日趋紧张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另一方面，新丰镇对于当地养殖户扔死猪的行为，也一直没有承担起完全的监管责任。
在新丰镇的每一个村，都会有一到两名专门负责处理死猪的工作人员。3月15日下午一点，新丰镇金章村的一个垃圾桶前，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将垃圾站里的死猪抬上农用三轮车。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像这样的清理，一天要进行两到三次。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曾经颇有信心的向IBTimes中文网表示，将猪扔到河里，肯定只是及个别的行为，并表示现在几乎已经不会有死猪出现在河里。但是经过IBTimes中文网的实地走访，在金章村一条名为胡家泾的河道里，短短500米的范围内，竟然漂浮着6只小猪尸体。黄军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面露尴尬，并且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即向当地河道清理负责人反映了这一情况。
IBTimes中文网探访的几家较大规模的猪场养殖户中，不少自己就建有无害化处理池，还有一些养殖户与专门处理死猪的工作人员之间，已经达成了比较固定的联系。因此，他们自称很少会出现违规处理死猪的情况。
但是一些只有二三十头猪的小猪棚的情况，却并没有黄军所说的那样规范了。净湘村一位小养殖户对死猪的处理方式含糊其辞。另一名同村的养殖户则告诉记者，有时候他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表示忙不过来，便会让他先把死猪放在家门口，等有空了再来收。“谁愿意一直死猪放那儿，有时候就自己处理了。”
到现在为止，谁都没法确认黄浦江里的死猪，是不是就是从这里漂过去的。但是新丰镇一些小养殖户对于向河里扔猪这件事，显得有些心虚。上述养殖户并没有明说“自己处理”具体是用怎样的方式，但是他在说道其他小养殖户时，确实提到扔到河里，也是一种“自行处理”的方式。而一些将猪棚建在河边的养殖户，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索性选择沉默。
黄军承认，在黄浦江上出现死猪之前，当地政府并没有出台实质性的制度，对养殖户向河里扔死猪进行监督管理。
2012年，南湖区出台了《生猪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这份方案对南湖区境内的养猪场建设，进行了限制。其中，省级河道两侧200米范围内、区级河道两侧100米范围内，都属于禁养区。
但是这样的政策，对于新丰镇来说，实际意义很有限，在水网密布的新丰镇，总共只有3条河道属于禁养区范围内。其他细密的支流，还不在这份方案的管辖范围内。
直到黄浦江死猪事件爆发后，新丰镇乃至整个嘉兴，才开始对养殖户向河道抛死猪出台了具体措施。按照新出台的规定，养殖户向河里抛死猪，将面临每头猪2000元的罚款，与此同时，养殖户还将面临7天的行政拘留。
不过即使是黄军，对这一规定最终的实施效果，也并不乐观，“一般养殖户都是在清晨或者深夜扔猪，取证十分困难。”
养猪重镇无害化处理方式过于传统
对于新丰镇这样一个养猪重镇来说，处理养猪产业的污染手段实在是过于传统。目前为止，整个新丰镇都采用传统的无害化处理池对死猪尸体进行处理。为了加快无害化处理的进度，当地也只是采用在处理池中加入烧碱的“土办法”。
反观上海，早在2003年便已经建成上海市浦南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项目（现为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与传统无害化处理池不同，这个项目对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进行焚烧炉焚烧处理，日设计处理能力达到了35吨。这几乎是新丰镇40个无害化处理池近半年的处理能力。
浙江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研究人员陈翔曾经对上海和嘉兴两地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比较。在她看来，上海市的处理方法比较规范，但一次性投入成本高，财政要保证经常性费用安排；嘉兴市南湖区的做法，看起来成本要低些，其实不然，其项目实施分散，累计投资较多，占地面积总量较大，而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对社会存在安全隐患。
新丰镇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处理方式的掣肘。黄军告诉IBTimes中文网，经过此次事件后，南湖区新丰镇准备加快建设病死禽畜无害化处理厂。“我们准备引入湿化技术，提高无害化处理的效率。”黄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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