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文字无疑主要是谈教育的，但是也经常夹杂着一些政治、思想方面的东西。有人说我太杂了，谈教育为什么一定要扯上政治问题呢？每次遇到有人这样提出疑惑甚至责备、讥讽的问题的时候，我都感觉是那样不可思议。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教育学者，算什么教育学者呢？最多只能够算教育学匠。不关涉政治的教育是肤浅庸俗的教育技巧，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清楚教育之为教育的真实内涵。
这是因为教育终究是要解决人的生存幸福的问题。而人必定是社会人，而不是孤单的个人，作为社会的人，天然就是一个政治动物。因此，亚里斯多德才会说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他的《政治学》其实也可以视为教育学，其实就是讨论人怎样安排制度与管理好人的生活与工作才会幸福。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如果对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不清楚，就会面对需要教育的儿童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
在西方，一个出色的教育家，一定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几乎都会同时写到政治与教育。甚至首先是一个政治思想家，才可能成为一个教育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既可以说是政治理论著作，也可以说是教育经典。中国的师范院校的教育系不直接拿柏拉图的《理想国》当教材是很可惜的，这么经典的东西却被放置到一边，而组织那么人去编那么多的文字垃圾，赚学生的钱，实在是一种罪过。
英国的洛克也是将政治与教育结合得很好的一个思想家。他的政论是《政府论上下册》是政治学领域绕不过去的经典名著，但是，即使这样两本薄薄的小书，中国人看重的只是下册，而对上册对究竟是“君权神授”还是“天赋人权”的讨论不太感兴趣。洛克的认识论《人类理解论》以及《教育漫话》和《政府论》，是自成一个体系的，那就是以“天赋人权”作为立论基石，以自由作为社会理想，以绅士作为培养目标。这些社会理想需要人作为具备客观、理性的认识能力，以及富有勇气、智慧的行动能力。人己关系，是政治与伦理关心的问题，也同时是教育必须关注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洛克同时代的卢梭也是一个同时兼论政治与教育的人，比洛克稍有不同的是，卢梭同时还是文学大师。在语言艺术上，显然洛克与卢梭不在同一个层次。洛克论个人的才情，显然要远比卢梭逊色，但是，在思想深刻理性程度上却远在卢梭之上。特别是在客观、理性的认识能力上，卢梭是热情冲动有余，客观理性不足。但是，一个人的才情在教育问题上显然更显得重要。因此，读卢梭的《爱弥尔》你会觉得是一部教育思想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艺术高超的文学作品。但是，读洛克的《教育漫话》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卢梭这个人也同时在政治与教育领域里颇有建树。在政治方面的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以及《社会契约论》，这些都是纯粹的政治理论著作，而《爱弥尔》正是从培养人的层次去验证他的政治理论。他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一开篇就说“人生而是自由的，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奠定了他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在《爱弥尔》一书中开篇就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是好的，一回到人的手中就变坏了。”也表达了他对专制旧制的深恶痛绝，但是，他追求自由的同时，开出的药方却是回归自然，尽量消除人为的因素，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人追求自由最后还得在人类社会中去追求，而不是在回归大自然，回避人类社会中获得。卢梭的政治理论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新的血腥暴政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关。与卢梭同时代的伏尔泰倒是对卢梭政治理论的陷阱心知肚明，洞若观火，当卢梭把自己的《爱弥尔》赠送给伏尔泰的时候，伏尔泰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伏尔泰接着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卢梭的个人主义隐藏着明显的新集权主义因素，这是卢梭思想直接导致法国暴力革命红色恐怖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杜威也是一个政论色彩很浓厚的教育家。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直接把政治问题与教育问题用一部专著表述出来，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以前的教育思想家，虽然也把政治问题与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但是，一般是写成两种不同的著作，不会掺杂在一起讨论，杜威则直接用书名把教育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来论证。任何教育问题的解决，最终都离不开制度的安排。教育制度其实应该视为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的一种实现形式。教育制度在时间维度上代表着未来。但是，专制的政治制度常常会让教育制度变得比任何制度都更为保守落后。在专制社会里，即使所有的制度都在发生变化，但是教育制度仍然是最保守的。因为，教育本质上要传递人类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继承关系。如果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则这种继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多是人类自然筛选出来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人类实践经过反复淘汰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但是，在专制社会却不同，教育所教的东西常常不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专制力量依靠强力推行的愚民思想与缺乏生命活力的教育方式。因此，在杜威那样的自由民主社会里，即使保守与传统的概念也是大不相同的。杜威是教育家，也是心理学家，曾经做过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多年。作为心理学家的杜威关注个人的身心健康，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个人的幸福一定是建立在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基础上的。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缺乏这样的教育家呢？中国社会是讲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其实常常是用来扼杀个人自由与个人个性的。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而服从的集体其实就是服从集体的领导者，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一个人身心一旦不能够自由，任何活力都不可能展现出来，因此学习能力与创造能力都被扼杀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出不了真正的教育家，只能够出劳动模范，劳动模范其实是参照牛马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制定。因此，推出来的所谓的教育家，也多是村支书式的教育家，用了农村搞计划生育的那一套野蛮的办法将学校办成了学习集中营，将学生当成犯人来严加看守，这样做得卓有成效者，就被表彰为杰出教育家。即使这样，与满清时把乞丐武训当成第一教育家还是稍有进步之处。把乞丐当成教育家的典型，其实并不是满清的首创，中国自古就有“八妓九儒十丐”的说法，从乞丐里找教育家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中国最早的失败的教育家孔子倒是把政治与教育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不过，他直接把教育行政化，官僚化。将教育目标定位为从政做官，而从政做官的目的也无非是“出有车，食有鱼”，“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已，并没有什么社会理想。今天中国人讨论教育行政化，口诛笔伐者多，却不追究孔子这个鼻祖的根源，实在是匪夷所思。
把中国的孔子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放在一起比较，其思想境界的高下立现。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好像不太关注政治，其实，他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本身已经为西方的政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在西方自有了苏格拉底，他们学会了讨论问题，学会了在自由、平等与开放的环境中讨论一切问题，而答案本身倒是次要的。因为，只要有了这样自由、平等与开放的讨论环境，人们总能够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理性思维找到最适合于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的生存方式，而不需要一个圣人代替我们去作出结论。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文化与中国教育传统所不具备的，却又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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