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大英使节马戛尔尼勋爵觐见大清帝国皇帝陛下。那天，御座设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帐篷里，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身穿平常的礼服。马戛尔尼入乡随俗，为表示对“东方习俗与思想”的尊重，穿着一件“花团锦簇的天鹅绒上衣”，佩戴着“带有领章丶钻石徽章和钻石星的巴斯爵位勋章”，头上戴一顶饰有大白羽毛的帽子。马戛尔尼走进御座，单膝下跪，额首，把一只镶饰着宝石的盒子直接交到皇帝手里，盒子里是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函。继而是互赠礼品，马戛尔尼赠给皇帝两块镶有钻石的金表，乾隆则赏给马戛尔尼一柄碧玉如意。副使乔治•斯当东送给皇帝两支气枪，同样也获赠一柄碧玉如意。使团其他人也都接受了皇帝的赠物。接下来乾隆询问大使和英王的健康状况。
然後是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宴会。宴会之丰盛，足令远涉重洋而来的马戛尔尼勋爵感慨万分：“置身其间，目之所及，但觉金碧辉煌，五色相错，娱意之余，不禁念及亚洲人生活程度之高及帝王自奉之奢侈，远非吾欧洲人所能及也。”
这样，至少在马戛尔尼勋爵心目中，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正式交往开始了。
发生在二百二十年之前的这次中英通使，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一桩历史事件。
此时，英国经过了轰轰烈烈的海上革命和商业革命，野心勃勃进行全球扩张。法国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新生的美利坚如旭日初升，蓄势待发。早在一七八七年，英王乔治三世就曾派遣一位大使前来中国，希望和中方洽谈，在广州之外另选一个港口，作为商业贸易的存货之地。不料大使途中病逝，於是四年之後，再次派出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希冀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使团正式成员近百人，加上士兵丶水手丶公役达七百余人，分乘五艘船只，经过十个月的航行，才到达大沽口外。
职业外交家马戛尔尼对自己的使命颇有些浪漫的怀想。事实上，早在1786年，没有任何迹像显示他未来的这一职务，他就曾写诗吐露内心憧憬：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
马戛尔尼视这次出使是一次“风帆革命”，一场西方对东方的敲门行动，他作为“启蒙时代技术与市场的冒险家”，将叩开东方古老国度的大门。
二．
这次伟大的出使堪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中英双方的历史文献足以全景呈现事件的发生丶发展丶结束和余声。某种程度上，对中英双方来说，这次事件都可以说是“中国梦”的终结。
使团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和绘画作品，马戛尔尼撰写了大量公文信件和日记，斯当东和总管约翰•巴罗出版了着作，一位仆从和一位列兵也出版了他们的记录，科学家吉兰博士也记下了他观察。使团的官方画家托马斯•希基留下了绘画作品，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带回了大量的绘画与素描，甚至十三岁的小斯当东也记下了他的观感。
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崇尚异国情调，整个欧洲都吹起了中国风。中国文明的精细和雅致确实独一无二，从器物到生活方式，都吸引着西方世界。王宫里的贵妇们摇起了中国扇子，贵族家庭的客厅里如果没有摆上几件中国陶瓷花瓶，或者漆器家具和屏风，简直就不能称作客厅。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们也赞美起自己未曾去过的国度，它的精致而优雅的文化，它开明的君主专制，人民皆过着一种有道德的纯洁而田园式的生活。
确实，从康雍乾三朝绵延的百年盛世，累积起来的人口丶疆域丶物力超汉越唐。来华的乔治•斯当东推断当日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四倍，法国瓦解前的三倍。单以一七五零年间一地出版书籍，就比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总量为多。（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所以，当马戛尔尼怀着激情踏上中国的时候，除了肩负为英国贸易在中开辟新港口及其他几条贸易谈判任务之外，他和使团还有观察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估计的情报工作。
皇帝的尊荣威仪与财富实力令西方来的宾客大为叹服。觐见次日，马戛尔尼在和珅丶福康安陪同下游览了热河行宫。天下最精良的瓷器丶日本漆器，欧洲地球仪丶时钟和音乐自鸣钟令他大开眼界，慨叹“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在他眼里，高龄的乾隆像是一位英国老年绅士，他最重要的大臣和珅也仪表不凡。
然而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乾隆爱用的武器也是弓”。沿途中国农民惊人的勤劳何惊人的贫穷亦令他印像深刻。所以在表面的颂扬之词下，这位英国特使已经为大清帝国作出了诊断：“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三．
有趣的是，与英国人文明与野蛮的欧洲中心视角相对称，中国人秉持的是天朝体制下的夷夏之见。在马戛尔尼带回英国的那封着名敕书中，乾隆大帝傲慢地拒绝了乔治三世的通商要求：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齐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节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在另外一封敕书里，皇帝再次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皇帝不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什麽好东西。他之所以破格接待英国使团，无非在自己荣耀的帝王生涯之外，再增添前无古人的一笔。他为此作了一首诗，名为《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贡至，诗以志事》，其中有“英吉利今效荩诚”这样的一厢情愿，亦有“祖功宗德逮遥瀛”这样的想当然。
他的大臣们同样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们缺乏真正的兴趣。当马戛尔尼邀请福康安参加西洋新式火器操法，福大人倨傲十足：“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麽稀奇。”英使团携带而来展示工业文明实力的礼品如望远镜丶火枪丶西洋船模型等被归入“珍玩”，收藏在深宫无人得见，遑论格物致知。
当然，今时今日，很容易指责一直处於运行顺利的朝贡体系下的清帝国，无法理解并融入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体系下的近代国际秩序，从而错失一次主动打开通向世界大门的机遇。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判断说：“大多数历史学家把乾隆皇帝的回应诠释为中国孤立於真实世界的一个主要实例，有些人甚至进而认为中国由此错失了一次现代化的机会。我的感觉是清廷所拒绝的那是蕴含在马戛尔尼描述礼物时所赋予其的优越性。”
指望如此遥远的两个国家一下子达成协议，进而联手统治世界确实是不可能的，是否行三跪九叩大礼这样的礼仪之争亦为不同文化下的正常争议。使团成员们的记载表明，只要有接触，他们和中方陪同人员的交流还是可以改变一些固有东西的。
但是沉浸在“中国梦”里的大清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傲视四海，可谓人事天时极盛。自以为拥有最好制度和现状的大清国，因长期闭锁而自大，因自守而蒙昧。一百多年後，梁启超总结说：“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至於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自信，自大，自画，百年盛世熔铸成的历史惯性随之高涨。没有人有开拓视界的兴趣，最终成为一种绵延的心智板结。
他的继承人嘉庆皇帝依然有一种懵懂的优越感：“夷船所贩货物，全藉内地销售，如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 甚至道光朝的名臣林则徐也在奏章里道出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共识：茶叶丶大黄，这两样东西是外夷生活必需品，一旦断绝通商，外夷将不得不哀恳服软。而中英开战，不少人秉持的一个优势，便是认为英国人虽是海上霸主，然而“两腿僵直，跳走不灵”，陆战是其弱项。
实在无法想像，这个国家两百多年前已经翻译了《几何原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