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河內市中心的大道旁，一幅越南國父胡志明的海報
文 /羅小朋
在政治改革、開放權力的道路上，昔日熱衷向中共學習的越南共產黨，今天緣何反過來領先在前？
在國民的廣泛參與下，越南國會正討論在今年秋天更改國名，從「社會主義共和國」修改為「民主共和國」，不僅如此，新修正的憲法還將大幅提升基本人權，這說明越南的政改已經越過了又一重障礙，把中國遠遠甩在了後面。
近年來，眼看越南一步步走在前面，中共黨內外一直都有一種呼聲，希望中共領導人能夠向越南學習，加速中國的政治改革。但現在看來，這種願望實現的可能性不大。國際和國內的各種力量正在把中越兩國的政治發展推向不同的軌道，至少在未來幾年，兩國政治制度演化的最大可能不是指往同一方向，而是分道揚鑣。
為什麼越共能改，中共就不能改？ 1990年代越共學習中共的改革非常痛快，越南當時推出的許多改革政策，簡直就是中國紅頭文件的翻版。當年人家能學我們，如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學他們？
去年初，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過羅天昊一篇很有見地的文章〈越南政改何以後來居上〉。該文立論不俗之處，就在於作者理解偶然因素對於制度演進的重要性。文章說，越南政改的一個幸運因素，就是胡志明去世的時間有利於越共完成政治領導人從革命型向建設型的過渡。
文章說，「由於領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於是繼續革命乃至終生革命。無法完成自身角色換轉的革命領袖，比比皆是，亦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越南是一個幸運的國家。其革命領袖與建設領袖，完成了順利的過渡……胡志明死後，越南已經沒有絕對權威，強勢如黎筍，亦無法制衡黨內各種勢力，為越南政治的多樣性，預留了巨大的戰略空間。」
這個論斷是成立的，但其中隱含的關於中國的推斷則並不一定成立。這個推斷就是，如果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前就去世，中國政治改革會有更好的機會。如果毛在發動文革之前就去世，中共黨內確實也會出現某種政治多元的傾向，但是，我認為這種傾向不大容易走遠。事實上，我相信毛澤東若沒有發動文革就去世，中國的變革反而很可能不如文革後走那麼遠。
為什麼這樣說呢？越共在胡志明去世後內部的政治多元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因素，這個因素羅天昊也注意到了：越共內部形成了北方派系與南方派系的平衡。在共產黨的內部權爭中，基於地緣關係而形成的宗派或山頭是常見的現象，但這種現象並非一定具有積極的政治內涵。越南的幸運就在於，越共內部的地方派系是屬於有積極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內涵的那一種，而不是單純的宗派利益之爭。這是因為，越南南北方曾多年處於分裂狀態，南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有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越共南方派系的領導人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遠遠超過了北方派系的領導人。
南北派系競爭促成改革
因此，越共內部基於地域性的制度發展差異而形成的權力競爭，確實為越南的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動力機制。那麼，中國是否因為毛澤東去世太晚就沒有了這種變革的動力機制呢？事實並非如此。其實，二戰後的冷戰也造成了中國的分治，而這種分治帶來的制度競爭，對於中國的政治變革也起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只不過表現形態有所不同。
資本主義制度對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挑戰，特別集中地表現在廣東人的逃港難題上。正是這個難題，迫使毛去世後的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允許廣東率先改革。而廣東率先改革成功，則為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回顧中國的改革歷程，我們現在無法想像，如果沒有廣東先走一步，沒有曾經長期在廣東擔任領導職務的趙紫陽擔任總理，沒有銳意改革的任仲夷在關鍵時期擔任廣東領導人，沒有鄧小平南巡支持廣東繼續市場化改革，中國的變革能夠走到如此之遠。
事實上，毛澤東搞文革，對擴大中國內部的政治多元化空間起了很大作用。毛澤東歷來不信任中央官僚體系。他的這種反官僚體系傾向，是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正因為毛澤東的文革對中央官僚體系給予很大的衝擊，文革後的中國地方治理，存在着很大的分權衝動，而那些被毛澤東「下放接受再教育」的中共 元老，特別是陳雲，有了這番經歷之後，對地方分權也很支持。如果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前就去世，我相信陳雲很可能主張向蘇聯學習，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官僚體系。
也就是說，胡志明去世，固然給越南預留了一個政治多元的較大空間，但毛澤東的文革，也為中國留下了一個政治多元的空間，沒有這個空間，中國的改革很難走遠。所以，我認為羅天昊並沒有搞清楚中國政改的不幸因素究竟是什麼。
中國精英迷戀中央集權
在我看來，中國政治改革最大的不幸因素，就是政治和知識精英對政治大一統執迷不悟，也就是中國精英難改對中央集權的迷信和迷戀。明明中國的經濟改革極大地得益於地方之間的競爭，但是，一旦經濟實力增強了，回歸中央集權的誘惑就變的無法抗拒。
對大一統的普遍迷信和迷戀，導致權力競爭的博弈對那些主張地方自治的政治家非常不利，而對於那些善於欺上瞞下的搭便車者卻非常有利。這個邏輯在六四之後的中國展現的非常明顯。最典型的就是廣東。由於地近香港而且交往密切，廣東推動制度變革的資訊資源和人才資源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的，在某種意義上，遠比越南要豐富。但是，廣東發展地方自治的衝動完全被代表中央集權的政治力量壓制住了。北京的辦法很簡單，就是直接派人來「看住」廣東，地方出身的高官貪污腐敗都不要緊，但想搞民主自治絕對不行。那些壓制地方自治有功的人可以高升，而為地方百姓請命的官員，即使你並非出身本土，也要遭到冷遇（比如前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
這個邏輯從根本上摧毀了改善地方治理和推動制度變革的活力，而沒有這種活力的支持，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也就不可能有推動制度變革的活力。越南的幸運就在於，南方始終有足夠的力量來支持黨內的改革派。
儘管如此，越南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帆風順、沒有阻力的。因為越共像中共一樣，也面臨着官員普遍腐敗，黨的政權有被顛覆的危險等嚴峻挑戰。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後，對外政策出現了一種回歸「天朝心態」的演變。這種自大心態支配的外交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地緣政治後果：中國給自身的政治改革設置了很大障礙，卻為越南的政治改革創造了有利機會。
鄧小平當年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曾留下遺訓：韜光養晦，不要出頭。冷戰時代中國轉向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的經驗證明，這個方針對於中國的變革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有蘇聯挑頭對抗西方時，好處非常大。然而自主辦北京奧運以來，中國領導人就忘乎所以，逐漸形成了與世界的民主主流對抗之勢。作為一個大國，一旦騎上民族主義這隻老虎來對抗民主，就會騎虎難下。因經濟發展帶來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就成為中國政改的一個不幸因素。而緊鄰中國的越南，為了對抗中國的壓力，必須要和民主世界結盟。在這種國際環境下，越南的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不僅不是政改的障礙，反而是促進政改的幸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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