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 何清涟：民主政治下，从政者最安全

*威权体制下，从政者缺乏政治安全感*

法国大革命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为消解“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开了一个头。20世纪以来的威权统治失去“天命论”这一保护之后，无论是获取权力还是维护统治，都高度依赖政治暴力（即对臣属及平民的伤害能力与控制能力），其脆弱性远远超过前代的君王们。

现代威权统治者始终而临两类威胁，一是来自人民革命，这种革命不仅使他们的“王冠”落地，有时还得赔上脑袋，如曾经荣耀无比的“喀尔巴阡山的雄鹰”齐奥塞斯库，还有曾自称“万王之王”的卡扎菲。另一类威胁来自内部因相互猜疑与防范而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种黑箱作业式的政治博弈，与丛林式撕咬无异，失败者往往身败名裂。

就以刚发生张成泽事件的朝鲜来说，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清洗非常频繁，如果不看《自古伴君如伴虎：盘点朝鲜建国后被清洗高官》一文，中国人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个社会主义小国从建国初期清洗“朝鲜甘地”曹晚植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大清洗。仅围绕一场朝鲜战争，金日成就进行了好几次大清洗：战争进行中，清洗苏联派首领许嘉谊；停战时，以“未遂政变”为由清洗延安派首领朴一禹、大将方虎山；战后，为推卸朝鲜战争的责任，清洗其政敌南方国内派大将李承烨。

当外部人被清洗完毕之后，就轮到金家人自个掐了。金日成驾崩，金家内部叔侄争位，金正日成功当上继承人，其亲叔叔金英柱遭遇离奇“车祸”身亡，反对金正日接班的南日大将亦同样死于神秘车祸。“驸马爷”张成泽在帮助金正日清洗文成述、徐润锡的内斗中没少出力，作为回报，金正日让其做了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但兔死狗烹，2004年金正日将张成泽驱赶出权力中心，张“消失”两年后再度复出。金正日死后，张作为其“托孤”的顾命大臣风光了一阵，终于在2013年12月12日，被其妻侄金正恩以“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到底死于何种方式，至今成谜。

看到“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如此行事，中共统治集团成员也许要额手称庆。邓小平垂帘听政之时，曾两废总书记并“拿掉”国家主席杨尚昆，但并未将三人判刑入狱。其中原因，只是因为刚过“文革”，一班被毛泽东修理得七死八活、在牢房里熬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留得一命的开国元老们痛定思痛，认为政治斗争不能再步毛的后尘，比如陈云反对判江青死刑的理由就是“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这才算是结束了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血拼历史”。

*民主政治既驯化权力，也让从政者安全*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权力更替主要通过暴力来实现。以中国而言，每次权力更替，基本上都是血腥拼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样难逃死亡命运，“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就是战乱的真实写照。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出现，为人类开创了一种非暴力的权力转移方式。再经过一两百年的探索，人类发现，在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政治游戏规则，不仅规范着普通平民，更重要的是能够规范掌权者。虽然分权制衡体制下扯皮的事情多，但是政治透明度高，大大降低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除了保证普通公民的权利之外，对从政者来说，至少有几大好处：

一、民主宪政体制为从政者提供了政治安全保障。

在民主宪政体制下，从政者自参加竞选开始直到整个执政过程，政治对手的责难、媒体的批评、公众的挑剔尽管伴随始终，但却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政治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无论是参与政治还是想当国家元首，在民主国家都不是什么“野心”，无须象薄熙来那样，需要在法庭辩述中澄清自己“没有取代李克强同志成为总理的意图”，更不会象张成泽那样，因“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而赔上性命。可以说，对于从政者来说，民主宪政进有道，退有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一种从政方式。

二、民主政治比威权政治付出的社会成本少得多。

独裁（威权）政权是苛剥天下以奉一人（或一集团），这一基本常识在中国却被严重歪曲。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经费达到创纪录的24亿美元，中国官媒大肆宣传美国民主政治浪费资源，列举了从1860年以来的几轮总统竞选经费，论证了“今天，美国总统大选的确成为了一项价格不菲的活动”，以此证明民主政治的无效率与浪费。结果，有人写了评论，认为“美国大选经费：来得明白，用得清楚，不用纳税人埋单”，还有评论称“贵，但可以接受：选举总统的投入与美国人在口香糖上的花费相当”，一边倒的批评中国专制的浪费，并赞扬美国选举的清廉。还有网站详细介绍美国竞选筹资的相关规定及美国的选举常识，介绍美国人自己的看法，如认为大选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活力，是选出合格领导人的必要花费等等。由此可见，对外开放之后，“愚民宣传”的效应已逐渐在递减。

中国维持威权体制的花费昂贵，远远超出了美国。以下几组数据可以证明这点：一是每年付出的巨额维稳经费惊人，自2011年起，中国的维稳经费已连续3年超过军费，2012年为7017.63亿元，当年的军费为6702.74亿元；2013年维稳费为7690.8亿元，国防支出预算为7406.22亿元。二是每年的公款吃喝，《人民论坛》（总第398期） 报道，中国的公款吃喝支出，自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以后逐年快速上升， 2010年和2011年每年至少1万亿。1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只要比较同年全国财政收入就知道了：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万多亿，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万多亿元。至于腐败造成的损失这里就更不用说了。

*主动转型比被动转型更显高明*

中国的辛亥革命摧毁了君主权威，但由于共和制有名无实，共和的权威即法治也因此始终未能真正建立，“共和”只能堕为掌权者手中挥舞的一块政治遮羞布。此后百余年间，中国的国号不管是称为“民国”，还是冠以“人民共和国”，其实都是威权统治，毛时代更堕变为最坏的极权统治。这种“强人政治”或“伟人政治”，都难脱“人治”窠臼，与共和权威的核心法治相距甚远。

中共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由于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形成了权势者通吃的利益格局，社会对抗日趋激烈。目前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不能适应民众的权利需求，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产生高度危机感。因为在一个腐败泛滥、贿赂公行的社会中，从政者不腐败，根本无法在官场立足。但腐败本身就导致腐败者产生严重的政治不安全感，于是官员们拼命寻找政治保护伞，如果说各种资源、利益、特权的分配形成了一条条食物链，那么这些寄生于食物链的官员就构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这种内部利益分裂的格局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每次权力斗争之后，总有人成为身败名裂的失败者，现阶段的失败者就是薄熙来与周永康。

民主宪政于国有益，于民有惠，于从政者有利，如何选择，只能看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