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李若建：改革开放前社会流动视角下中小学教师研究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前，在遭受政治运动冲击方面，中小学教师是仅次于“四类分子”的最不幸的社会群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下，教育高度政治化，许多教师因为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而不受信任。虽然当教师具有高度政治风险，但是对广大草根文人来说，这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出路，因此他们必须忍受不幸，同时当教师也是一条进入官场的通道，这也吸引部分人投身这一职业。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　社会流动　政治运动

　　 一、引言

　　 中小学教师是中国最大职业群体之一，是一个与所有国民有关系的职业。这一职业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饱受磨难的群体，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是仅次于“四类分子”的最不幸群体，却很少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对中小学教师群体所经历的人生，一直缺乏足够的研究，回顾中小学教师在改革开放前的坎坷命运，对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模式，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二、突飞猛进：1949年～1976年中小学教育发展情况

　　 新中国的教育在规模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49年全国共有2368万在校小学生，到1960年在校小学生达到9379万人，不过由于饥荒与经济困难，1961年在校小学生人数锐减，1962年只剩下6924万人。随后人数再次上升，1976年达到15005.5万人。①1949年初中在校生83.2万人、高中在校生20.7万人，1960年初中在校生858.5万人、高中在校生167.5万人。与小学一样，随后中学生人数锐减，1962年是初中在校生的低谷，只有618.9万人。高中在校生人数的低谷是在1963年，只有123.5万人。“文革”后期中学教育发展很快，到1976年初中在校生达到4352.9万人，高中在校生达到1483.6万人。②

　　 教育扩张带来对师资的大量需求。小学教师是教师中数量最庞大的部分，1949年全国有小学教师83.6万人，略低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86.4万，不过1950年就增加到90.1万。与学生人数变动一致，小学教师在1960年达到一个高峰，为269.3万人。1960年后略有减少，不过很快就恢复，1976年达到528.9万人。③1949年全国有初中教师5.3万人，略低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5.7万，之后逐年增长，在1960年达到高峰34.6万人。1960年后略有减少，不过很快就恢复，1976年达到203.5万人。1949年全国有高中教师1.4万人，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2.1万人有比较大的差距，一直到1954年才超过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高中教师大体上是平稳增长，1976年达到69.4万人。④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大跃进”与“文革”是中小学教育规模剧增的两个时期，也能得到一点启示，就是中小学教育的高速扩张与政治运动多少相关，这也暗示着中小学教师的命运难逃与政治挂钩。

　　 当代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就是民办教师。在民国时期，教育有政府官办和社会各界办的学校，自然有官办学校和非官办学校教师之别，不过当年教师的流动自由，教师并没有太突出的身份差异。1949年后，政府把办学的权力收归自己，因此基本上没有民办学校存在，绝大多数教师也转变为公办教师，在1952年给予绝大多数官办中小学教师干部的政治身份。不过随后在官办学校中出现了所谓的“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并非民国时期非官办学校的教师，而是官办学校中，一部分没有干部身份的教师。另外，相当一部分民办教师的工资来源是农村生产队。换句话说，是教师群体中地位最低的部分。

　　 1950年小学教师中约25％是民办，中学教师约35％是民办。1952年后，教师队伍中民办教师比重迅速下降，1956年前后达到最低点，小学教师中民办教师的比重约5％，中学教师则不足1％。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教育扩张，导致教师队伍膨胀，而教师队伍膨胀主要是民办教师数量的增加，由此民办教师占教师队伍的比重一路上升，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小学教师中65％是民办教师，中学教师中民办教师的比重也达到16％。

　　 三、一路风雨：政治运动对中小学教师的冲击

　　 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对中小学教师影响比较大的政治运动有：1950年～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6年～1959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1958年的“反右”运动、1963年～1966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1976年的“文革”。除了上述几次运动之外，其他一些运动对中小学教师也有冲击，并且有的地区受冲击的人数也不少，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说，影响相对小。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这类情况。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中，一些历史背景不佳的中小学教师被处理。广西桂平县在1951年的“清匪反霸”运动中，一所11名教师的小学，清洗了5名地主出身的教师。⑤四川省重庆市在2.3万名中小学教职工中，查处反革命分子647人。⑥云南威信县1951年有教师110人，同年“镇反”中，有9名小学教师被捕，罪名是恶霸地主2人、匪特嫌等7人。有的学校，被镇压的教师比重高得惊人，1951年云南镇雄中学只有7名专职教师，先后被枪决5人，管押1人。⑦在“镇反”中，有多少中小学教师被处决、逮捕，被牵涉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重多高都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学校成为冤假错案的高发场所，并且遍布各地，说明基层官员对教师有点疑神疑鬼。下面只是发生在广东省的几个案例：

　　 罗定县在师生中搞逼供，造成株连罗定、郁南两县部分中学100多名师生的假案。⑧广宁县在广宁中学制造“反共救国军”假案，共牵连师生81人，其中5名教师（含一名女教师）被判处死刑，学生2人病死狱中，另22名学生被开除学籍管制劳动。⑨海康县的“六纵”假案，错捕334人（其中中小教师191人、中学生46人），被捕的人员中，错杀17人，因刑讯死和刑讯造成自杀共40人，刑讯造成精神病3人，自杀未死7人。全案受害者587人，受牵连6000多人。海康县的“六纵”假案引出了相邻的徐闻县“七纵”假案，认定一位中学校长组织“七纵”，导致牵连到300多人受害，并且其中1人被错杀。⑩“六纵”和“七纵”假案的受害者并非全部是教师，但以教师居多。昌感县（现属海南）传说某小学藏有国民党丢下的一挺机枪，引发假案，把800多人定为“国民党反共救国青年党”，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教师，逮捕近200多人，被肉刑致伤致残20多人，错杀4人。11

　　 （二）“肃反”

　　 “肃反”运动始于1955年，大体上延续到1959年，其中在1957年～1958年间发生了著名的“反右”运动。许多地区“肃反”与“反右”两个运动交替进行，一些所谓的反革命是在“反右”运动中以“极右”的罪名处理，因此对于“肃反”运动中有多少中小学教师受冲击无法准确估计，不过从各地零散的资料，可以作一个不太准确的推测，“肃反”运动中受到冲击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5％。另外从湖南岳阳县的情况，可以推测中小学教师中被清除的反革命比重高于其他职业。岳阳县“肃反”中查出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比重是3.3％。各行业部门分别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2.1％；中学7.2％；小学3.4％；农村干部及其他2. 9％。12

　　 （三）“反右”

　　 全国右派分子中，到底有多少是中小学教师，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笔者曾估计中小学教师占右派分子总数的50％左右，13人数大约在20万～30万之间，大约占全部中小学教师的8％～10％。当年在右派之外，还有所谓“中右分子”，虽然“中右分子”不属于阶级敌人，但是是列入另册的，往往得不到重用。“中右分子”有多少人，也没有确切的数据，以贵州省的情况看，“中右分子”数量相当庞大。贵州中小学教职工中，右派约占10％，而“中右分子”占教职工的20％。14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各省之间教师中划成右派的比重相差甚远。在县一级，右派分子大半是中小学教师，个别县份，右派绝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如河北省藁城县95.6％的右派是教师。15一些地区，特别是河南省，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的比重高得离奇。

　　 划为右派的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被开除，湖南省在教师中共划右派1.8万人，其中被清理出教师队伍的1.4万人。16那些改造留用的右派教师，虽然保住饭碗，但是成为下一次运动的整肃对象。当年绝大多数右派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动”言论，17基本上是因为得罪领导或者家庭出身不好。有专门对江苏中小学“反右”的研究表明，教师所谓右派言论虽然有涉及领导作风、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针对的主要还是本行业即关于中小学校教育方面的问题。还有的人是关心自身待遇差、教师之间的矛盾。18

　　 （四）“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与“文革”一脉相承的两次运动，至少对整肃教师而言，完全如此。虽然“四清”运动整肃的主要对象不是教师，但是教师同样逃脱不了受冲击的命运。1964年4月湖南省委发布《关于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要求在两年内将“地富反坏右”等从教师队伍中清理出去，后来清理对象进一步具体到所谓的30个字（“地富反坏右，党团警宪特，军师团营连，专县科乡保，僧道巫尼会，资代小牙娼”）。有的县被清理回家的教师达千人以上，伤害了一批中小学教师。19

　　 湖南的做法并非是个别地方政府的行为，西安市教育局1965年的一个文件说明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央精神而做出的，并且给出了比较具体的一律清除出小学教师队伍的标准一份清单，主要有：戴帽和摘帽的五类分子、受过宽大处理的历史反革命（包括未戴帽）、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犯罪分子、腐化堕落、被杀、关、管或外逃的五类分子的直系亲属（包括在港澳台及其他国家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分子的直系亲属）、其他有严重问题等等，不宜做教师的。20

　　 上述标准相当严苛，并且株连无辜。中学教师的清除标准基本相同，只是稍微宽松一点点，对其中一些人，如果情节轻微且偶犯，并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可以暂留学校，继续监督使用。对于政治课教师，标准更加严格，家庭主要成员或主要社会关系在港澳台或在西方国家和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担任反动职务或下落不明的不能教政治。

　　 从零散的资料，保守估计，在“四清”运动中被批斗、开除的中小学教师，至少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在“四清”中，有些教师无法忍受迫害而自杀。“四清”不仅针对教师本人，也株连家属。一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国民党的教师，其妻子是共产党员，在运动中被讥讽为“一条被子盖两党”，而受到批判斗争。21

　　 湖南茶陵县发生的“朱文文事件”是“四清”运动中整肃教师的一个典型案例。1964年6月，茶陵高中18岁的女生朱文文因申请助学金未获批准，与班主任发生争执（实际上班主任已经为她上报学校，学校没有批准），接着朱又与同学争执，事后朱自杀身亡。

笔者见到的资料中，对朱文文的家庭背景语焉不详，不过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家庭应该有影响力。死者家属要求县委查明真相，追查凶手，提出要将朱作为烈士安葬在烈士陵园，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学校师生要披麻戴孝为朱送葬。后来由县委常委、副县长和县文教局副局长主持追查和追悼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