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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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1辑
一
“八个样板戏，外加一个‘西’游记。”
“样板戏，老三战，西哈努克到处转。”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翻来覆去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老三战”，电影银幕上最常见的便是“新闻简报”，而“新闻简报”中最常见的消息之一则是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访问。于是，民间开始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从1970年开始，西哈努克曾长期流亡中国。虽然正逢文革期间，但身为中国政府认可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得到的待遇并没有打折。
中国政府将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华大使馆（东交民巷15号院）提供给他作为官邸，请来上海著名西餐厨师、全国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为了照料西哈努克的身体，中国政府还特别安排了北京医院的金玉如医生担任他的保健大夫。根据金玉如后来的回忆，医疗专家组为亲王制定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和健身计划，这个计划详细到对于亲王的体重也有明确的要求：最好是73公斤。
当然，比起政治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料只能算是小事。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国家元首地位，后又判处他死刑。西哈努克被迫流亡中国，而中国政府很快为他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支持力量。
当年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就在北京宣告成立。在这个特殊的流亡政权中，西哈努克亲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政府首相，在柬埔寨境内作战的乔森潘任副首相。
就在那个月，一份著名的声明问世了——那就是由时任外交部代部长的乔冠华起草，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不久之后，心怀感激的西哈努克亲王创作了一首名为《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的歌曲：“高棉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得到伟大朋友全力支持。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你一贯维护您的战友高棉人民的正义事业。中柬人民坚决战斗，直到帝国主义彻底灭亡。我们亚洲苦难将从此结束。”
1975年，西哈努克执掌的政权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推翻了朗诺伪政权，收复了柬埔寨，亲王本人也再次历任国家元首、主席、国王。不过，他在歌中预言的“帝国主义彻底灭亡”和“亚洲苦难将从此结束”却不甚准确，因为历史的道路发生了吊诡的变化，中国不再是美国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反倒在一番眉来眼去之后，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
虽然西哈努克亲王在文革期间获得了优厚的待遇，但另一些同样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老外们，却没那么幸运。
比如马海德医生。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需要一名记者和一名医生的时候，他和斯诺一起来到了延安。后来，斯诺离开了，马海德留下来当了八路军总卫生顾问，后来又成为1949年之后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文革期间，马海德被怀疑为“外国间谍”，他在“文革”初期被抄家，所有的英文信件、资料，包括当年毛泽东的病历等资料全被抄走。从那以后，马海德被人24小时监视和跟踪，家中的电话被窃听，家门口还有人盯梢。
更令马海德感到痛苦的是，他亲自筹建的麻风病研究中心，被无端污蔑为“修正主义的窝子”，麻风病防治队被解散了——这不仅意味着他的才能无法发挥，更意味着他为新中国消灭麻风病的工作被耽误和破坏。后来，马海德被调到北京阜外医院，成为一名看皮肤病门诊的普通医生。
当时，曾有一位朋友建议马海德带着妻儿离开中国，回到他真正的“老家”——美国去，但马海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为什么？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
“你爱中国，但中国并不爱你。”那位朋友说。
马海德生气地吼了起来：“谁说中国不喜欢我？中国共产党喜欢我，中国人民喜欢我，这就足够了。我还要谁喜欢？我还要那一小撮坏蛋（指康生、‘四人帮’）喜欢？他们不会长久的！”
整个“文革”过程中，马海德没有参加任何派系。“他说他只参加一个组织，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马海德之子周幼马说。
另一位老朋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也曾被怀疑、迫害。不过幸运的是，宋庆龄在关键时刻帮助了他。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冒着风险为他写了一份证明信。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出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合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的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捕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当作共产党人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宋庆龄在信中写道，“解放以后，他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这一纸来自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宋庆龄的证明信，令艾黎免遭了许多厄运。“她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艾黎赞颂道。
实际上，马海德们和西哈努克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193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和195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绝对不是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前者在20世纪的上半段，怀着理想主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或通过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出力的人们。从思想上看，他们大多倾向左翼（请注意，左翼是当时的进步思潮），同情工人、农民和所有劳苦大众。他们的职业以记者、医生为主，其中的很多人我们至今仍然耳熟能详：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
后者则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登场。他们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势下，与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政治家们。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找到一批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来自盟友国家或政党的政治领袖纷纷成为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老朋友”，其中就包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还有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
三
尽管今天说出来可能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但真实的历史无法回避——除了少数像马海德这样的保守派之外，包括对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不理解的斯特朗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曾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
这也并不奇怪，在当时几近疯狂的社会中，能保持冷静的是少数。更何况，许多“老朋友”参与“文革”的初衷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
比如和马海德一样在革命年代来到中国的美国“老友”阳春、寒早夫妇。他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
一，没有体力劳动；
二，没有思想改造；
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
四，不搞阶级斗争；
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
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
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
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可以看出，大字报的核心是要求不搞特殊化，若不考虑那些文革式的口号和阶级斗争的思维，其表达的思想本身并无不当之处。
1967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成长——访问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女专家》，其中谈到了这张大字报：“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强烈地要求参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爱人，还有另外两位美国朋友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了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
后来，“文革”期间在外文编译局工作的法国专家戴妮丝·李—勒布雷顿在其回忆录《爱是不会凋谢的》一书中写道：“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
的确，“过于天真”或许是“老朋友”们真正的问题。
阳早和寒春的大字报贴出后，毛泽东做了批示。四天之后，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成了第一个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外国人——她接受了红卫兵赠送给她的袖章，成为一名“名誉红卫兵”。不久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张斯特朗戴着红卫兵袖章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的照片。
“造反”之风很快风靡当时在京的外国人群体，他们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马海德听说后，不屑一顾地说：“要是白求恩活着，才不会这么胡来呢。”
说这些造反组织“胡来”，并不过分。一个事例是：在当时突击进行的《毛主席语录》外文版翻译工作中，因为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某些词汇的译法产生了分歧，因而推迟了发稿时间，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出版落后于其他文本。这件事就被上纲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资派”“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罪，“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为此特别召开了批判大会。
根据很多人后来的回忆，外国专家“造反派”当时的一些作法，也同中国红卫兵、造反派们一样，一度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位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名单上的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评价说，那是一种“群体性精神变态”。
唯一幸运的是，这些一心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造反派”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派系冲突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
四
“文革”的特点之一是，在诡谲的形势变幻下，斗人者很可能一瞬间就变成了被斗者，没有人能够自保。而外国友人们的特殊身份又令他们很容易被怀疑、迫害。
1967年9月，在开始清查和镇压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一些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了监狱。
在打击之下，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声誉日见低落，活动也渐趋停止。不久，中国当局逮捕了身为该组织主要成员的爱泼斯坦，以及他的妻子邱茉莉。
“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爱泼斯坦后来回忆说。
这番遭遇令爱泼斯坦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初期得不到任何外部信息的日子里，爱泼斯坦整天除了给墙壁上受潮的水迹起名字外，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
根据爱泼斯坦的回忆录，他的思索结果是：“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悔改’的逃兵的表现……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
这种信念让他逐渐乐观起来。从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在狱中的爱泼斯坦开始从窥视孔里欣赏洞孔里的秋天，将牙粉的包装纸当作艺术品放在墙上突出的位置，与壁虎、苍蝇建立起“短暂的友谊”……
出狱后，他甚至为将他和妻子关押起来的人辩护：“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
和爱泼斯坦同一时期被投入监狱的外国友人不在少数。根据韩素音的回忆，一对外国专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妇的长女莫妮克从正在留学的巴黎赶回到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爱的盛大节日”，结果却被以“带回淫秽书籍”（实际是很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的罪名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
那些侥幸没有被关起来的外国友人，日子过得也并不好受。斯特朗的一个侄孙希望从美国来探望她，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她这个侄孙，也得不到答复。
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她拒绝进食和接受治疗，这或许是为了表示对之前不公遭遇的抗议。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对她作了耐心劝告，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这时，周恩来赶紧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次日斯特朗就告别了人世。
当时在华的外国友人们甚至连订阅《参考消息》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968年，中共中央曾发了编号149的通知，切断外国专家的外文消息来源。
1970年12月3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还批评有关部门，说他们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讲。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一文披露的数字：“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四百一十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十七人，被审查、批斗的八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
直到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他们才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彻底平反。
多年之后，邓小平曾经在爱泼斯坦的70大寿生日聚会上问爱泼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
爱泼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
“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邓小平说。
（本文作者所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书2014年4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