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海——十四岁那年，我因为逃课被老师逮住了。这位老师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彪形大汉，而我当时只是个小矮子。他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宿舍一直拖回教室，不时在我后脑上扇一巴掌，同时大声斥责我的无耻行径。当时正是课间时分，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看到了这一幕。
两天后，在全年级大会上，这位老师把我叫出队列，当着所有人的面读了一篇大约600字的检讨，在这篇检讨中，我承认自己“懒惰”“不守纪律”“对不起老师和家长”。所有的同学听了都笑，那位老师满意地点着头，而我，感觉就像被当众剥光了衣服。
这种事在中国的学校中并不罕见，从小学到大学，我见过无数次当众检讨，因为打架、做弊，或者是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触发这种检讨程序，然后你就必须站到众人之前，从道德上、品质上，毫不留情、甚至是极度夸张地贬低自己。而只有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才能体会那是多么严重的羞辱。
“把坏人抓出来示众，并且公开地羞辱他们”是共产中国的固有传统。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两年间，更是玩出了许多时新的花样，这种公开的羞辱差不多已经变成了艺术上的杰作，就像我们精美的丝绸和瓷器。
与过去那些血腥暴力的公开批斗会不同，现代中国的电视悔罪看上去更温柔，更真挚、更富于道德感召力。这些频发的案例可以说明，这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是多么不在意人民的权利、尊严和隐私。
中国政府的头号媒体CCTV报道过多起悔罪事件，其中有商人、有编剧、有明星、有编辑和记者，以及任何在共产党为维护其一党统治而发起的运动中站错了队的人们。这些人坐在栅栏之内，穿着土黄色的囚衣，一些人剃了代表囚徒身份的光头。他们在镜头前面色沉重，甚至泪流满面。
和世界上大多数的电视台不同，在中国，CCTV有着难以想象的权势和能量。它的记者可以进入守卫森严的看守所，让白发苍苍的老人讲述自己的嫖娼经历和特殊癖好，让妙龄女郎讲述自己如何私会嫖客和每次的收费金额。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些案件都还没有进入审理阶段，CCTV的报道就已经预先为他们定了罪。
几乎所有的悔罪报道都是为了配合政府的某项运动。2013年9月，在政府清剿网络言论之时，CCTV播出了风险投资家、知名博主薛蛮子的嫖娼自述。他是一位互联网投资家，在新浪微博上极为活跃，拥有超过1200万名粉丝。
在习近平持续整顿媒体之时，CCTV播出了记者陈永洲、高瑜和受人尊敬的编辑沈颢的悔罪镜头。这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在全国观众面前，被迫或者承认自己敲诈企业，或者出卖国家机密。
70岁的高瑜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她身穿囚服，对着镜头说：“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的事，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教训。”
在此后的采访中，她的律师说她之所以悔罪，完全是因为政府威胁她的儿子。至于薛蛮子等人，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政府也对他们做过同样的事，但考虑到他们当时的处境，拒绝CCTV的采访可能需要巨大的勇气。
共产国家都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66年中，这一点从未变过，近两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薛蛮子等人的经历证明，为了某种宏大的目标，个人的权利、尊严和隐私都是可以牺牲的。
对公民的权利和尊严──哪怕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保有最低限度的尊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但中国政府显然对此并无多少认识。虽然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作为国民，我们的自由并没有增加多少，甚至还有不保之虞。
在中国的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中国梦，强国梦”的巨幅宣传画，要求我们为了中国的强大和复兴而奋斗。在中国，“国家”一词常常指的是政府，对我而言，假如自由没有随之增加，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可实在算不上什么美梦。
2014年4月16日，当时61岁的薛蛮子因病取保，从看守所回到自己的家中。两天后，他发了几条微博，首先向自己的家人和1200万粉丝道歉，然后说自己不会再转发那些未经核实的消息，要“发挥正能量”，还要帮助年轻人实现“中国梦”。
慕容雪村是中国小说家和博客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由Harvey Thomlinson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