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信朋友圈的Uber（下称优步）司机越来越多。我每天看着他们晒载客截屏，与乘客聊天的段子，显得异常快乐。这其中有外企的员工，有教科文事业单位的准公务员，还有一位是BAT的高级管理人员。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并不缺钱，似乎业余时间也没那么多，做优步司机纯粹是为了交流的乐趣。说老实话，要是我摇号中了车牌，恐怕也会去申请做一个优步司机。在朋友圈，优步已经是一个绕不开的现象级话题。

那天在车上，司机问我，介意不介意后座有一个盒子，他加入了优步的快递计划，如果不介意，可以给我车费打折。那一刻，我觉得对优步的好感又多了一层。在北京这样拥堵的城市，提高单一车辆的运载效率，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优步越来越像一个综合的移动平台，只要与点对点的移动有关，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作为优步的用户，只能抱着好奇心拭目以待。

201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跟一帮朋友在万圣书店喝酒到一点多，临走时，一位叫花落去的胖子说，我已经叫了车，你们慢慢等。在我们目送丫上车时，他展示了一下手机上的滴滴打车（当时叫嘀嘀），说，以后用这个吧。那时候打车软件还只是滴滴跟摇摇，司机会煞有介事的告诉你，东边摇摇管用，西边滴滴管用。用了一年多，2014年春节期间，遇到阿里挺快的、腾讯挺滴滴的pk事件，双方拼命往打车软件里砸钱的时候，优步不声不响地到了。

我在2014年遭遇了几次滴滴司机挑单的情况，尤其是在广州和深圳。白云机场的司机一般都会接单，接完单后告诉你，到天河是150块不打表。宝安机场遇到两次接完单后打电话说不去的。我立刻投诉，事后也没有人给我答复。用uber也很偶然，有次在簋街吃饭，叫滴滴专车也没有，立刻下了一个uber当场注册，然后就有车到了。司机跟我说，优步司机是不能挑单的，只派给最近的。我想了一下这个模式，觉得不挑单才是对乘客的最大保障——因为保证有车来，除非你在鸟不拉屎的地方。

回头说我那几个优步司机朋友，我想如果排除了利益驱动的话，那一定只剩下价值驱动来做这个事情（当一名司机）了。在我看来，分享（包括利用车子的冗余价值及对面交谈）、连接（点对点的移动及手机交流）、可持续（环保及效率）等等这些价值，正好打动了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不仅愿意使用这个软件，还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是一个优步司机”听上去就跟“我只使用google”、“我还玩facebook”一样，有种莫名的自豪感。

有时候挺佩服一些西方企业的，同样的产品，它的story telling非常有价值感。总能让你在消费之外，有精神上的愉悦感。如果分析我对这些西方企业的好感，恐怕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多快好省也很重要。优步就是这样，省钱＋愉悦感，这就够了。啰嗦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一句话：我是怎么用上优步的？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后来我在香港、以及美国一个叫塔拉哈西的小城市，都用uber打到了车，这种用户体验，确实是其他打车软件无法比拟的。

古人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套用到今天的互联网产业，我想说，一代有一代之产品。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给普通用户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生活品质的提高，尤其是在一个服务业长期落后的国家，移动互联网基本能让用户实现跨越式进步，至少跟西方社会的生活服务水平相比，不至于差距太大。我们这一代人，最幸运的就是赶上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动动指头可以解决大部分生活问题，省下了好多时间干别的事情。

具体到优步这个产品，可能不单是出行和快递那么简单，这样一个平台的想象空间很大。前不久还听了一个段子说：本来优步的崛起，滴滴和快的感受最深，没想到躺枪的是陌陌。也许过不多久，顺丰、乃至顺丰优选、本来生活都有可能感受到优步的压力。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闲置资源的配置从来都是一个难题，因为信息不对称之故。如果能够有效解决资源配置，对实体经济的促进非常有效。在这方面，我以为作为企业的优步和作为管理者的政府，是有非常大的共赢空间的。比如我们都知道北京是一个极度拥堵的城市，昨天才看到一个新闻标题是《北京交管局原局长出庭受审囚车遇堵半小时》，就很说明问题。

假如优步以及其他打车软件的数据，能够统计出人们的出行时间、地点，统计出道路车辆的运行状况以及地铁的换乘比例等，再结合公交、地铁、出租车的数据，会有利于政府在交通管理上的决策。尤其是，当用户足够多、车辆足够多时，能够提高单位车辆的运力（比如拼车与快递），运送更多人口与物资，减少车辆的空驶率，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环保，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雾霾严重的城市。

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如果要做数据新闻的话，这些数据也应该能看出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以及与互联网的关系。对数据分析来说，数据越细化，其导向的结论越趋于接近真实状态。如果中国的六百多座城市能够共享这些数据的话，那么城市间的经济对比研究也会是一个新的课题。大数据不应该仅仅是“庞大”，更应该是“细化”。我想这部分，各个软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来支持。

在中国提出“互联网＋”的概念之后，移动互联网就不仅仅只是绿色经济了，它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它可能会给一切实体经济做服务上的延伸，使得其交易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更合理。所以“互联网＋”有赖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种产品的共同参与。不客气说，这其实是一场产业革命，会颠覆我们以前的很多认知。比如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很大可能就是这些打车软件逼出来的。

前不久，优步在中国的遭遇成为一个坊间重要话题。从地方政府对相关事件处置行为后的网络反映可以看出，成都的交管部门给予优步公司的信任，获得了网友的叫好与支持。在中国的网络话语环境中，由于网民对地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政府想获得网友的赞扬，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网民并不是非理性的，不明真相的事情永远是少数，大部分事情依靠常识就能得出判断。

作为一个优步深度用户，我对优步的一些细节有过意见，也写过邮件投诉过。但我遇到的优步司机以及用户，都对这个产品抱有极大的信任，并且不遗余力的为其背书。回想有智能手机以来的这七八年里，有哪一个app引起过这样大的争议、以及获得用户如此强烈的支持？我想恐怕没有几个。管理部门遭遇这一从未有过的新变化，应该先调查研究，用互联网的单词来说，看看这些新型产业模式到底解决了哪些“痛点”。

在我看来，政府管理互联网，管理移动互联网，管理移动互联网的衍生行业，最关键的是要用适应互联网的特征的办法去管理。用一个前现代的管理传统行业的办法来管理互联网，那肯定是削足适履。互联网的特征就是自由、分享、开放。不管是饱受争议的优步还是占据全民手机时间八成的微信，它们是真正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真问题的。还记得微信刚上架的时候，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一片喊打喊杀的历史吗？短短几年过去，微信已经成为手机软件的基本配置。

同样，租车行业也是如此。为什么滴滴、快的以及优步能够迅速占领人民群众的手机？为什么优步能够在两大打车软件的夹击下脱颖而出？那是因为传统的租车行业的运营模式、运营质量都太差了。我这里不拿个体的例子来证明，单是看装机量以及在互联网上的话题频率就知道了。如果拿一个大部分网民支持的新型行业开刀，无疑不是明智之举，也有悖政府的服务理念。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民间资本、民间力量对于经济及产业类型的探索，是远远走在政府管理及政府服务前面的，可以说，政府的管理规范及立法，都是被民间牵着鼻子走的。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真相。用邓小平的话说，“一抓就死，一放就活。”这句三十年前的话，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态度，鼓励民间的产业探索，鼓励新型产业对整体经济的贡献。总之，不管是对创业者，还是管理者，保守的态度，很难适应这个指尖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