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至10日，王岐山在浙江省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强调地方要加大力度反腐，中纪委网站上也开始连篇累牍刊载地方反腐的各种信息，自3月开始高调宣示的高层反腐至此收兵，转向地方反腐，对已囚之虎周永康的审理也将延期。外界对此消息的反应当然是高层反腐遇阻，将地方反腐当作下台阶的梯子。

高层反腐收手的玄机：达成危险平衡

外界这种猜测不错。只是习、王曾在不久前先后表示，“不相信一党执政反不了腐”，余音犹绕梁间，收场也得奏个过门曲，于是反腐进入地方篇。

高层反腐暂告中止，确实有各种信号可作佐证。3月份开始传出打击庆亲王的信息之后，我在《习曾斗：破除“王权虚置”模式的终极战》中说过，“3月下旬，国安高官马建系商人郭文贵出面‘反击’，吸引了中文世界众多眼球，但看来并未成功阻击习、王打击国安系后台的步伐。从整个战况分析，这是习近平破除胡锦涛‘王权虚置’之局的最后一场恶战”，这场恶战中的双方，如今应该已经达成危险平衡，信号是5月19日习近平出席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时特别提到：“要总结经验，从严管理，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其中“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等被总结为今后国安工作的“十六字要求”，考虑到国安系统主将马建等数位高官卷入高层权力斗争为今上带来的各种麻烦，只能说“经验”二字非外人所能知其详，“让党放心”的意思是：过去国安系统某些人曾做过让党不放心的事情，如今已经受惩，大家要吸取经验教训，让最高领导放心。这种谈话，只能在国安系统大震动之后收拾人心时讲出，据此估猜，习近平已经与长期执掌国安系统的庆亲王达成危险平衡。

这一危险平衡其实是“打”出来的。郭文贵的“滚地龙”式战法看起来虽然很不雅观，但在中国朝野的各种争斗中很管用。郭文贵威胁说“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不久，《纽约时报》接连推出《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4月28日）、《寻找万达帝国背后的神秘股东》（4月29日），曝光了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今上的姐姐齐桥桥再度出现在报道中，并且给出了具体数字与时间。这两篇报道的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曾供职于彭博社，采写过有关王健林的报道。但在彭博社2012年6月发表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彭博社驻北京、上海办事处相继被查抄，彭博社表示不再介入中国的政治报道，傅才德等也不得不离开彭博社，据说离开时签署了保密协议，傅才德等人不能在其他媒体或者自己的书中发表这一报道。事过两年半，这篇报道终于在《纽约时报》曝光。

媒体并不追究报料者的目的，只管核实报料的资料真实性，写出好新闻。我相信，如果另一方有料可报，《纽约时报》也会照单全收，按照其职业原则核实并采写报道。所以，如果说习的政治对手利用了《纽约时报》，那也算是一个高招。这两篇报道推出之后，郭文贵原定5月初在纽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就没了影。

反腐曲奏地方篇

在今年5月之前，中共反腐主要在高层，如果波及几十名省部级官员及数百位厅局级官员，那是因为他们与中央那几只大老虎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其中也包括少数撞上枪口的。在一个calling节目里，先后有好几位听众谈过，相比较之下，他们更关心什么时候才反地方官的腐败。他们认为，中央层级的腐败再严重，与百姓们关系不大，但地方官的腐败却每时每刻都在侵蚀、危害老百姓，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有一位说，他的村子，村长的腐败让村民恨之入骨，又无奈其何，一些村民到上面联名告这位村长，领头的反而被村长买通流氓打手给打了。我当时的回答是：高层权力斗争恐怕一时半刻还收不了场，鉴于这场反腐更重要的目标是清除党内政治对手，得等高层事了才可能轮到下边。更重要的是：村长、村支书甚至算不上国家公务员，纪委系统主持的反腐从程序上很难一杆子插到这么低的层级，可能还得依靠村民行动起来，揭发腐败并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如果想等到天上的太阳洒下阳光，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

地方反腐比较容易推进，几十个中央巡视组派下去，拎了一大堆线索上来，顺便抛上几条也就能够彰显成绩了。比如5月25日的中纪委网站上，就有两条消息，宁夏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83个，处理908人；吉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原主任蓝军被“双开”。中央要把握的问题是反腐的尺度与范围，按照刑法所定“弹性区间标准”，当真应了早在20年前就流行的那句话：将现任处级全拉出去挨个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一个间隔一个，可能有不少漏网的。

一党执政反腐遇到的几大门槛

第一道门槛是“自我净化很难”。尽管习近平、王歧山都表示坚信“一党执政能够反腐”，但谁都知道那是说来糊弄人的。事实上，王歧山4月23日在与福山见面时，已经表达自己对此并无信心。他说，“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这段话等于承认无法自我净化，因为中共的腐败不是区区阑尾，而是渗透全身的癌症晚期，比阑尾严重不止千万倍。

第二道门槛是天网难收，全球追逃遇到了障碍。中共反腐必须堵住贪官后路。中国海外追逃利用APEC、G20等多边机制“粗织”网络，希望与多国达成双边合作机制，并于2014年由中纪委牵头，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十部门成立全球追逃办公室。世界各国倒也算买面子，连加拿大也为中国开了一道后门，接受了中共政府的红色通缉令，让中共承诺不判贪官死刑就将贪官遣送回国。但偏偏在贪官藏匿最多的美国，中国却没能让美国政府绕开司法制度开启后门。早在几个月前曾流传过王歧山访美，就在最近几天被宣布将有可能无限期推迟。美国著名中国法律学者孔杰荣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中共主导反腐的领导人王岐山如果现在访美，美国所有注意力将都会集中到中国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上。孔杰荣还指出，美国不可能跟一个随意指控人的国家达成引渡协议，除非中国对其刑事司法制度从理论、立法和实践上加以改善。

第三道门槛是如何建立政府内部激励机制。毛的意识形态统治在文革晚期已经破产，邓小平用“全民奔小康、先富带后富”实则打开了权贵私有化这道门作为激励机制。这一激励机制在江泽民时代则完全蜕变为“党官闷声发大财”，上下共建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胡锦涛时期是将这种机制发扬光大到极致，入党升官发财成了中共全体党员的公开奋斗目标。习、王的反贪尽管只是选择性反腐，但确实打破了原来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共谋机制，消灭了其中几个大盗，让党内其他大盗小盗在短时期内产生了恐惧感，基层政府多以怠工消极应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共在党政系统内要如何才能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让党员尤其是政府官员效力？党的宣传机器固然可以不断制造谎言，用所谓“理想”去自欺，但这帮子物欲熏心的官员们对这种选择性反腐既不服气也不相信，激励机制又如何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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