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一位女士在微博上说了一句“武汉市长滚”，竟然就被武汉公安系统给弄了个10天拘留。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直以来老蛮我的原则就是：凡有大事必撸之。老蛮我也没有别的本事，最擅长的就是挖掘出城市的经济发展之路。我一直相信，城市的经济特征决定了其政治倾向。一个活力勃发经济强盛的城市，一定有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因此也必定不会存在如此扯淡的处罚。唯有在一个城市的经济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纠错机制失灵，才会各种蠢政齐发，令人不忍直视。

一直到2016年8月份，老蛮我在《大气武汉》一文中（全文附后），依然对武汉重视实业的精神予以盛赞。然而此后武汉居然就摈弃了赖以立市的实业之路，转身开始大模大样的炒地炒楼。截至2016年底，这座中部的工业重镇，竟然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上出现了缩减：从2015年的209.24万减少到209.16万。绝对值虽然减少得不多，然而这却是武汉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自2005年以来的第一次减少。2005年武汉第二产业就业人口137.66万，到2015年209.24万，平均每年增长7.16万。就在2015年，依然增长了4.49万（209.24-204.75）。然而到2016年底，DUANG，这个以门类齐全的重工业著称的中部城市，竟然就丧失了工业新增岗位的创造能力了。要知道每年都会有数以千万级的青年民工和大学毕业生涌入城市的就业市场，而工业重镇无法再提供工业就业岗位，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等闲视之。在这组数据背后，一定有很深刻的教训，值得狠狠的挖掘一番。

首先关注一点：武汉2017年的地方债务情况。关于武汉的地方债规模，不同于其它地方政府公开发布地方债务限额数据，武汉各级官员均对地方债务规模讳莫如深，从未公开过相关数据。但有趣的地方在于，湖北省政府可没有这种顾忌，在湖北省财政厅的官网上发布的《湖北省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表》中给出了武汉市的地方债限额。注意，这种限额一般都是直接用满的，所以也可以被直接视为地方债规模。2017年武汉的一般债务限额为1253.2亿，专项债务限额为977.5亿，两者合计2230.7亿，较2016年的2084.2亿（1211.7亿一般债务+872.5专项债务），又增加了146.5亿。这两项算是被官方认可的政府直接债务。除此之外，根据债券市场的不完全统计，武汉还发行了约4000亿的城投债，这些城投债，事实上依然是属于武汉的地方债务。两者合计，武汉的地方债务总规模达到6200亿。记住这个数据。

接下来要看的是武汉从2013年至2017年的历年财政一般预算收支数据。注意，在2014年武汉地方收入分成比例与上缴给上级的收入分成比例发生了巨变。2013年源于武汉的预算内收入（主要是税收）只有28.5%需要上缴，到2014年就剧烈上升到44.1%。到2017年，比值提升到了47.6%。这意味着武汉积极发展产业挣回来的税收成果，近一半被省政府和中央拿走了。2014年武汉的地方财政预算内赤字仅79亿（1180亿支出-1101亿收入），收支还算大抵平衡。到2016年，赤字规模已经扩大到了203亿（1525亿支出-1322亿收入）。2017年的武汉的财政赤字规模继续放大，到了325亿（1728亿支出-1403亿收入）。这意味着武汉再怎么通过发展实业来挣税收，也无法满足上级财政的胃口。为今之计，当然是想办法去挣不属于中央的钱，也就是卖地收入和房地产。

武汉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始于2016年。2016年前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处于温和上涨的过程中，年均价增幅维持在10%左右。然而2016年武汉的一手房成交面积剧烈上升了30%，一手房均价上涨了17%。注意，均价上涨17%，一般意味着中心城区的房价翻倍。到2017年，本地的韭菜差不多割完了，于是武汉开启了所谓的人才引入计划，宣布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可以自由落户武汉，并可以自由购房。这相当于是变相放开了限购。于是2017年武汉的一手房市场固然在不得不为的限价政策之下，开发商吝于放盘，导致成交量出现了下滑，但市场依然整体维持火爆，二手房市场成交面积规模依然在持续上升，热点区域的二手房均价涨幅普遍在20%以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当然带来了巨大的卖地收益。2015年武汉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仅660亿，2016年剧烈上升到994亿，2017年更是达到了1409亿。地产泡沫也就玩了两年时间，卖地收入竟然是两年前的2.13倍。

2017年武汉高达1409亿的卖地收入是什么概念？这已经比武汉2017年1403亿的财政预算内收入还要高了！武汉政府因此成为了全中国地产依赖症状最严重的城市。在全国所有东部发达城市以及中西部省会城市中，武汉是唯一一个卖地收入超过其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城市。以武汉整天拿来对比的成都为例。2017年成都的地方级一般预算收入约1200亿，与武汉差不了太多，但卖地收入仅约350亿（成都政府官网相关财政数据仅公布到11月份，根据11月数据推算，与全年情况应该差距不大。）

依靠规模庞大的卖地收入，武汉政府一边向省和中央上缴着越来越大比例的收入分成，一边维持着庞大的地方债务泡沫，一边继续市内日益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么看起来，卖地收入对今时今日的武汉的重要性，真是无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说到这里，老蛮我当然要把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翻出来看看。

从2008年到2015年，武汉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突出特征就是工业投资占比在迅速提升，从2008年的26.2%提升到36.0%。而在期间，武汉的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则在持续下降，从2009年的峰值51.5%下降到了2014年的谷值28.8%。工业投资占比提升带来的结果，就是武汉从原本傻大黑粗的重工业城市，开始走了向精细化进程。然而2016年武汉改弦更张，突然就放弃了实业。这一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下降了8.3%，引领固投下降的因素就在于工业投资的剧烈萎缩，从2015年的2769亿，剧烈下降到了2118亿，降幅高达24%。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房地产与工业，事实上是互不相容的。中国作为基础制造业大国，核心竞争力始终都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一旦房价暴涨，引发房租上升，并导致工人和管理团队的居住成本上升，工业企业的成本优势就会荡然无存。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在傻大黑粗的重工业向精细化转型的过程中，成本控制尤为重要。一旦房价失控，整个转型过程就会戛然而止。

因此2016年，当武汉政府迫于财政分成压力以及庞大的地方债务压力，开启卖地挣钱之路时，就意味着它抛弃了实业。所以，2016年武汉出现了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缩减的现象，这与它的当年度房价暴涨、工业投资萎缩现象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逻辑闭环，根本就无从辩驳。

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还记得2017年武汉的地方债规模是多少吗？6200亿！是武汉当年度1403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4.4倍。一般预算收入是没有盈余空间的，财政预算内支出是刚性的，修桥补路，教育医疗，少了一笔支出都可能会死人的。用预算内收入去还债，根本就不用指望。唯有再加上了1400亿的卖地收入，这笔债才有可能还上。然而麻烦在于，卖地收入也是有对应的支出的，这笔支出叫做政府性基金支出。2017年武汉的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高达1577亿，比卖地收入还多出了100来亿，主要的支出项目是城乡社区支出，规模高达1527亿。城乡社区支出其实就是基层政权（比如居委会）的维持费用和基层的维稳开支。这意味着即便是卖地收入，其支出压力同样是刚性的，同样省不出来钱来还债。

怎么办？当然是只能继续拼命维持房价泡沫，并卖更多的地。于是武汉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卖地收入的预算规模达到了1799亿，较2017年的1409亿，增幅高达28%。这是什么概念？2018年武汉的一般预算内收入的预算规模也只有1515亿。这意味着2018年，按武汉政府的计划，卖地收入将比财政预算内收入高出19%！

到现在这一步，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2016年加2017年的短短两年时间，已经将武汉彻彻底底的绑在了地产泡沫之上。一旦地产泡沫破灭，这个城市将会从云端直落而下，它或许可以平安落地，也或许会直落地狱。未来到底将会如何，在已经到来的2018年，我们必将会看到答案。

2018年2月18日

 

附：

大气武汉——重工业城市的涅槃

（注：本文原发于2016年8月，讲述的是截止2015年底的武汉产业经济转型升级过程。）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武汉的经济结构与规模都跟同为中部中心城市的长沙非常相似。那一年武汉的GDP为53.4亿，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5.8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增加值34.5亿，总人口数为567万。而长沙的GDP为56.7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9亿，第二产业增加值33.1亿，总人口数为470万。在这个时刻，武汉的产业基础跟长沙差不多，武汉算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源地之一，有一些纺织与炼铁的基础，在文革期间这两个东西也没被破坏干净。长沙则算是当时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军工城市，依托于“国防科大”，建立起了完整的军工产业链。这两个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重工业作为了自己经济发展方向。到2000年，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武汉已经逐步发展起了从钢材冶炼、重型化工到装备制造、汽车的整条产业链，代表性企业包括武钢、武重、武锅和东风汽车。而长沙则只搞出一个重型工程机械产业撑门面。2000年武汉的GDP为1206亿，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533亿，总人口749万；而长沙的GDP为721亿，只相当于武汉的60%，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26亿，只相当于武汉的42%，人口583万，只相当于武汉的78%。经过20年的发展，武汉已经将长沙远远的甩在了身后。（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各自城市的统计年鉴，并经过反复核实，各位热爱长沙的同学没有必要跟我争论）

进入新世纪的武汉有着非常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与之同时，它有着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他们世代群居汉口，手艺代代相传，识文断字，并有着高度的生产纪律性。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再配合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群体，简直是所有企业家心目中的天堂。在中国，能同时实现这两点的城市，除了武汉之外，只剩下一个沈阳。然而沈阳在新世纪之后迅速的走向没落，而武汉则继续突飞猛进，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并继续往上下游拓宽产业链。解释造成这种差别的缘由，就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在这里，我必须先集中阐述一下，重工业是什么？重工业是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一方面，它生产工业原料，比如钢铁冶炼；另一方面，它生产工业机械，比如重型机床、大型锅炉。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的眼中，就是傻大黑粗的代表。似乎重工业就必然烟尘滚滚，遍地油烟，工人们进出厂门，都是满身污渍，一身臭汗。然而重工业必然如此吗？它就不能精细化吗？工业原材料发展到后期，就是材料工艺。在新型材料领域的空白状态，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进步的最大桎梏，没有之一。我们传统的钢铁冶炼业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就能生产特种钢材。2015年中国的普通钢材产量11.2亿吨，基本全都属于严重过剩产业，售价大概在2000元/吨左右，全面低于成本价，钢企们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与此同时，2015年我国进口了1278万吨的特种钢材，总进口额889亿人民币，算起来单价高达6856元/吨，是国内普通钢材售价的3倍多。老蛮我自己是玩刀的，没事就定制一把刀玩，但是材料从来都只用进口钢材，国产的所谓特种钢，无论号称材料硬度达到多少HRC，都是瞎扯淡的。嗯，顺带说一句，我手上最好的一把刀，用的是日本产的粉末钢，硬度67HRC，面对国产钢材打造的刀具，基本上能做到削铁如泥。至于工业机械领域，发展到极致，就是精细制造，就是三D打印。这方面我们更是想都不要想。以金属加工机床（包括切削及成形机床）为例，国内2015年生产了8.9万台，但是当年度居然进口了9.1万台，比国内的生产量还多。国内的机床主要应用于粗陋型的生产，砸个铁板做个钉子啥的，稍微精细一点的标准件加工，企业们都会优先选择进口机床。三D打印企业，说起来好像我们拥有了很多似的，但实质上，就是从国外把全套设备乃至是原料统统进口过来罢了，国内就是组装和演示了一下，然后就号称自己也有三D打印能力了。这跟掩耳盗铃也没啥区别。中国从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了工业化进程，36年过去了，重工业还是个脏笨粗陋的形象。明明发展空间大得要命，往前的空间还多的是，偏偏就是不肯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满足于停留在傻大黑粗的阶段，不停的重复建设脏乱差的工厂，搞得产能过剩得要命。这事儿的原因细究起来，无非就是重工业企业往往都属于所谓的国家命脉，基本上国企都处于高度垄断地位，轻易不容民资涉足。另一方面，饱受歧视的民资的资金成本都高得要命，确实也支撑不起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长期巨额投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基本上就造成了这个国家的重工业在这三十多年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除了进口一些外国的生产线之外，就没有过别的什么原创性的进步。正因为此，在最讲究精细化的集成电路方面，中国基本上全面依赖进口。2015年中国国产集成电路1087亿块，而进口量高达3140亿块，进口总额高达1.43万亿人民币，要知道2015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也只不过8333亿人民币而已。而2015年中国全年的海关总进口额也只不过是10.45万亿人民币，单集成电路这一块，就占了13.7%。中国的所谓发达的电子产业，基本上就建立在集成电路的大规模进口之上。

东北地区自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上处于凝固状态，沈阳坚持搞了三十多年的傻大黑粗的重工业，最后的结果，就是被这个越来越讲究精细化的时代所淘汰，河北唐山基于相同的原因坠入了深渊。但是武汉却是个异类。首先，在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还没有爆发的时刻，武汉就开始了主动缩减产能。2013年武汉钢材产量达到1812万吨的峰值，2015年就降到了1588万吨，减幅高达12.4%；同期全国的钢材产量则从10.68亿吨上升到11.23亿吨，增幅5.1%。纺织领域同样如此。2013年武汉的布匹产量达到1.49亿米的峰值，到2015年，就降到了8412万米，降幅高达43.5%！而同期全国的布匹产量则从683亿米上升到710亿米，增幅4%。武汉在三年前，就开始了主动去产能，而其它城市在此期间，却在拼命的扩大这些垃圾产能规模。即便重庆这样所谓的经济明星城市，钢材产量也从2013年的1323万吨上升到2015年的1411万吨，增幅6.7%，增幅甚至比全国同期的增幅还高了1.6%。呵呵，呵呵，呵呵呵。

武汉从2000年开始布局光缆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到现在几乎占据了国内的垄断性地位，烽火通信和武汉长飞这两家武汉企业，现在算是光缆产业领域内最知名的品牌企业。2015年武汉的光缆产量4224万芯千米，全国的总产量为34947万芯千米，武汉的产量占全国的比值为12.1%。说起来，光缆这种东西，讲究就是精细化加工，这正好是武汉的精细化工行业的延伸，算是重工业产业链的拓展。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汉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走上了精细化生产的道路。此外，从精细化工延伸出去的化学制药，同样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5年武汉的化学药品（原药）产量1.67万吨，较2008年的5326吨，增长了214%。当然了，从重工业发展到汽车行业，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武汉目前是中国汽车品牌最丰富的城市，拥有东风、雪铁龙、标志、本田和雷诺五大品牌。2008年武汉汽车产量74万部，到2015年增加到143万台，增幅93%，汽车产业自此发展成为武汉的支柱型产业，年产值超过2500亿。

在另一方面，在传统的重工业之外，武汉积极拓展消费品制造产业。2004年武汉引入台湾最大显示器制造企业冠捷，到2008年，武汉的显示器产量1044万台，2013年1372万台，2015年达到1835万台，占全国总产量的比值约11%，是中部地区最大的显示器产地。这里顺带说一句，国内最大的显示器产地是江苏南京，2015年的年产量为2939万台。

这么总结起来一看，武汉的光缆产业和显示器产业，都占据了全国10%以上的市场份额，化学制药和汽车产业表现得也不错，对武汉这么一个中部城市来说，在主动缩减传统的重工业产能的同时，竟然发展出了四个全新的支柱型产业，这种成绩真如神迹一般，让人耳目一新。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唯有武汉，能实现这种真真正正的产业升级换代。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武汉的这种产业升级，并不是靠所谓的投资拉动的。2008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1055亿，全省2834亿，武汉的固投占全省的比值37%。到2015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7725亿，而全省28250亿，武汉的固投占全省的比值下降到了27%。7年下来，比值足足下降了10个百分点。它从根子上重视实业，它真正的在尝试精细化生产，在扭转中国制造“傻大黑粗”的形象。到今时今日，这个城市终于成为中部最重要的新型产业集中地，在经济日益萧条的今天，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唯有武汉和合肥，能够实现产业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够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这种经验，或许值得中国每个处于产业升级路口的城市，好好的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