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北京电视台开了一个“北京特快”，头一个被曝光的节目就是北京人凭北京身份证住不了北京旅店。节目负责人张锦力问我：“一直是这样吗，你是老北京知道的多。”

“当然了，甭说住旅店，就是你们家住个亲戚，都必须跑到居委会去登记。”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敢轻易迈进宾馆饭店一步。尽管早就开放了宾馆饭店的厕所，可老人们宁肯憋着也不进去。

那个时代级别森严，县处级出差乘坐硬卧，副厅局级以上出差可以乘软座软卧，厅局级出差可以乘飞机。平头百姓出差乘不乘硬卧还要看距离，住店更是惨兮兮，一律听从组织调遣，让你住东就住东，让你住西就住西。那时北京站一出站台口有块“北京市旅店介绍处”的招牌，还立着一个木制亭子，出差者排着长队，亭子里的人验过单位介绍信后才给开一个单子，上面写着旅社的名字，拿着单位介绍信和那个单子，旅社才给安排住宿。住哪儿不住哪儿，完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弄不好就得去住地下室防空洞。

在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的大饭店并不多，民族饭店与北京、前门、新侨、和平、六国、西苑、香山并列号称京城的“八大饭店”。那时的八大饭店住的全是公费买单的大官老爷，平头百姓甭说没钱住不起，有银子也不让你住。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从东安市场出来后，出于好奇大着胆子走进了“神秘”的和平宾馆。谁料刚一进门，就被人轰了出去。都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秦比大禹更牛逼，一家四代十几口子邪对面华侨大厦比邻而居了好几十年，竟没一个人迈进过半步。

据北京饭店常务副总经理谭东方介绍，想要住进北京饭店先要到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先开介绍信，你是在北京饭店，还是在民族饭店，具体住在那个饭店还得第一服务局分。如果成功开到介绍信，然后拿介绍信到饭店住宿。

著名京味作家、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曾在作品中透露，“八大饭店”当时直接归北京市政府饭店办公室管理，属于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中央和北京市的会议接待任务，不接待社会散客，您要是外地客人，想住饭店得拿着省市自治区开的介绍信，看你是什么级别，然后让你到市政府饭店办公室换信，才能进门。

那时全国的宾馆饭店说白了就是政府的官员接待处，也没有经营任务。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各省市的代表住在“八大饭店”。饭店处于一级警卫，封闭式服务，饭店300多员工一律不许回家，吃住在饭店，以确保代表安全。这种以会议接待为主的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改变，从那时起，才开始接待国内外散客，老百姓才开始能住上宾馆饭店。

1979年４月10日，港商霍英东投资5000万美元，提供管理、技术，广东省政府提供建材、土地和人力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我国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

白天鹅宾馆建成后，霍英东主张宾馆和世界接轨尊重普世价值向市民百姓全方位开放。此举几乎遭到了酒店上下“中国特色”的一致反对。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霍英东说，什么坏了我就给你们买什么，不用你们花钱。”双方争执不下，霍英东的秘书柯小琪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转告白天鹅霍英东先生，过去的酒店宾馆越盖越高级，越来越森严壁垒，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

正是有了杨尚昆的一句话，才陆陆续续让全国的宾馆饭店学起了白天鹅宾馆，向民众敞开了大门。从此，不让老百姓住宾馆饭店的历史才被改写。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老秦建议应再加上一句，要住宾馆和饭店，请找杨尚昆主席。